陈中华；对金钱的崇拜已经成为中国人价值观的核心

现在很少能听到人们对于“一切向钱看”的议论了。也许是“一切向钱看”已经成了很多人的“集体无意识”？！故此，这个老话题，很有重新辨析、重新认识的必要。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金钱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摆脱极“左”、教条、僵化的思维模式的变化过程。曾记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谈钱色变。“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这种思想意识的典型表述。一沾钱，一提钱，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就是洪水猛兽，似乎永远过清汤寡水甚至食不果腹的苦日子，才是“君子远庖厨”的响当当的革命者。是改革开放，彻底粉碎了人们的思想枷锁，一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一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在慢慢开启着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的金钱观、财富观。于是乎，金钱开始“升帐”了。

金钱“升帐”不可怕，也许更应该说，这是必然、必须的。但是，金钱只能“升帐”，却不应该事事、时时、处处都“挂帅印”！而当下一个严峻的现实，恰恰与此相悖，这便是有识之士过去一直担心、至今仍然担忧的“一切向钱看”现象。纵观之，它在官、商、民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这种存在导致的后果，十分严重，极其有害。

一曰官场上的“一切向钱看”。这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为公”的官场“一切向钱看”，即人们向来诟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GDP崇拜——只要是能来钱的项目，无论是深度环境污染项目，还是明显的短视短期行为，不管三七二十一照上不误。这些年，我国许多江河湖海的一些水域受到严重污染，便是现实不过的明证。至于只图眼前利益、一任政绩而大卖农田林地、大赚其钱的，更比比皆是。而所有这些，都会在冠冕堂皇的“公”字旗号下进行，有的还为此类“一切向钱看”行动罩上一层光辉的油彩和美丽的面纱。第二类是为“私”的“一切向钱看”，这便是一些官员私欲膨胀，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拜倒在孔方兄脚下，钻进了钱眼里。有些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贪污腐败；习惯于暗箱操作，醉心于权力寻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权在握，公帑国库悉数成一己私产；置房产，买别墅，养小蜜，包二奶，不亦乐乎；挥霍浪费公款已是小菜一碟，不足挂齿，中饱私囊实成家常便饭……这些人，名为官，实为蠹，早已沦为不折不扣的“钱奴”，成了孔方兄死心塌地的忠实信徒。为官好钱，为官“一切向钱看”，终使“上梁不正下梁歪”，社会风气可想而知，其恶果可想而知。这些年不断暴露的各级各类贪官，严重损害了政府官员整体在民众中的威信，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

二曰商场上的“一切向钱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商人趋利，天经地义。但即使身在商场，也不应一切都向钱看，不能凡事唯孔方兄脸色眼色行事。义利之争，古来就有。我们反对的是那种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巧取豪夺、坑人害民的恶商、奸商。恶商、奸商，其恶其奸就源于“一切向钱看”。他们真的是“钻进了钱眼里去了”：卖木耳的用福尔马林浸泡，卖火腿的用敌敌畏熏制，卖食盐的用工业用盐充数，卖黄鳝的给黄鳝喂避孕药……他们弄虚作假，作奸犯科，无所不用其极。现在房价大涨了，看那些黑心的房地产商在干什么——他们上通贪官，下结地痞，哄抬房价，欺行霸市，牟取暴利，坑害百姓。至于黑煤矿之类的窑矿主，更是视人命如草芥，视黑煤如黑金，只要有钱可赚、有利可图、有金可捞，哪管他人死活？那些恶商奸商，奉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哲学，自己整天就在推着生钱产钱的磨转个不休。

三曰社会上的“一切向钱看”。钻进钱眼里，拜在金山下，不仅是贪官坏官奸商恶商如是，人群之中，一样有染此重疴者！君不见，这些年，很有一些升斗小民见利忘义者。你要问个路吧，对不起，拿点“好处费”来！人与人，变成了冷冰冰的铜板关系！甚至在目睹有人落水之时，竟然毫不掩饰地大叫：“拿钱来就救！”还有诸如“笑贫不笑娼（黑、匪，诸如此类）”的论调也大行于世，一些人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反以为时尚。如此等等，人性在金钱面前黯然失光，良知在金钱面前霍然泯失。而对那些伸出援手、助人为乐的善行，不以为然、冷嘲热讽的，竟也大有人在。试问，如果人人“一切向钱看”，人人以金钱为衡量一事一物的取舍标准，社会将被推向何处？

给那句流行很广的话换个句式，我们可以说：没有钱是不行的，但一切以金钱为导向肯定是万万不行的。古今同理，中外皆然。金钱可救人于水火，但也能将人置于水火之中。事实上，纵观古今中外，有见识、有胸襟、有眼光的各界人士，都不是“一切向钱看”的势利之徒；相反，他们靠奉公守法积累财富，他们奉献爱心反哺社会。这里有几个例证，窃以为是很具说服力的：比尔·盖茨率先把自己绝大部分财产捐献给社会，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看到比尔·盖茨这样做了，巴菲特跟着做了同样的事情。高盛的前主席、现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也不甘落后，最近把自己99%的财富捐给一个环保基金。他对社会慷慨解囊，自己却在“艰苦奋斗”。几年前，保尔森来我国云南时，住的是房价每天仅20元人民币的小旅馆，几乎与我国打工仔、打工妹住宿的水准差不多。他自己的办公室也很小，远不及我们一些乡镇企业家的阔气排场。89岁高龄的香港企业家田家炳老人，把自己绝大部分财产用于支持教育，在内地办大、中、小学120多所，自己却节衣缩食，一条领带用了10年。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至于守法经营、不卖假冒伪劣货、不坑人害人，对他们来说更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为官一任，干一份工作，谋一份差使，打一份工，都靠自己的诚实劳动收取应得的报酬；哪怕你是在玩股票炒期货，都守法守义，谋一份踏实的钱。这种抛弃“一切向钱看”的金钱观，朴实无华，却真金万两，弥足珍贵！

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如果没有了价值观，人就不免会蜕变为纯粹的“经济动物”。钱和幸福之间不能简单地画等号。这一点，亘古未变。因此，才会有人大力提倡“诗意地栖居”，才会有人大力提倡“简单生活”，国家才会大力倡导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一句话，人不能只为钱而生，也不能只为钱而死。钱，是决计只能“升帐”，而不能事事、时时、处处“挂帅印”的！

在如今的中国，知识不被崇拜，财富被推崇到衡量一个人成败与否的唯一标准，金钱成为了显示社会地位的尺度。在现代文明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平等和尊重，完全是看金钱的面子。穷人会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富人也是这样看穷人的。亲情同样被金钱污染，兄弟姊妹之间也很露骨地表现出嫌贫爱富。人们表面上仇富，其实是对有豪车、豪宅的富人羡慕嫉妒恨。对金钱的崇拜已经成为中国人价值观的核心。就像网友戏说一样：中国人有信仰，信仰的就是金钱。如此物质的中国人，不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是变得越来越低俗。

过去的思想品德课会讲西方丑恶的拜金主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初期确实是这样的，众人为了金钱可以出卖灵魂，可以不要良知。如今的中国远超过当时的这些国家？只有中国人能发明出高压到地下水的排污方式，有毒食品和假药残害同胞的行为已经没有底线。两个时代的国家都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贫富差距应该是社会过于物质化的主要原因——你我吃穿住都差不多，很少见到富人的社会，我们去羡慕谁？这样的社会没有形成拜金主义的基础。我国物质匮乏的七八十年代，识字的人会到处找来四大名著装模作样，每个单位、各个村寨，吹拉弹唱、十八般武艺样样拿得出的文艺青年大有人在。这样的过去，精神似乎比物质丰富一些，也不大可能盛行拜金主义。像美国这种发达的国家，贫富差距也紧随中国之后，但人家是一个中产占多数人口的国度，这跟大家都一样贫穷是一个道理，拜金主义不会强盛到普遍腐化国民的地步。像中国一样，有巨大的贫富差距，又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物质欲望才会让众人变成如此丑陋。失望的是，因为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不合理分配，贫富差距还在加剧，也就是我们还在变得更物质、更拜金、更缺德。

现代文明人不是那么看重物质，有更高尚的精神世界，而且信仰法治是他们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百姓很难成为一个信仰法治的合格公民。主要的原因是公权力懒政、任性、作恶，破坏了中国的法治进程。缺乏民主监督的权力，严重的腐败，使一切都扭曲了。分体制内外的社会保障制度，高干的特殊公民待遇，跟公平平等的文明社会格格不入。从来没有跟公家人打交道过的人也相信，跟权力攀上关系，什么事都好办。在现有体制下，依法治国的口号再继续大喊下去，中国也没有希望走上法治化的道路。在中国，合理与不合理的事，百姓只有接受的道理，没有批评的权力。因为我们是一个想有法治却没有民主的国家，没有民主的法治，法律制度无法保护多数人的利益；没有民主监督的法治，权力会轻易地污辱法律。这样的法律如何限制既得利益者利用权力阻碍社会的公平进程？不能因为百姓没有多少智力影响国家的决策而拒绝民主，民主可以让众人为公共的事、国家的事发出声音，不发出声音的人，也会因为民主制度而更关心一些大事，学会理智地尊重公众和法律的意志，而不是用生命抗争拆迁；在民主监督体制中，众人更愿意义不容辞地面对丑陋、恶权、不合理的事，人们也就有了公德心、正义感。混沌地只生活在个人世界之中的国民，心中无国事，国家也只需要百姓惟命是从，这样的国民自然心中无他人，也就不可能有公平正义之心——他人受到怎样的迫害，旁人也只是围观者。

在我国真正为正义呐喊的只有自媒体微薄的力量，个人正义的声音得不到舆论力量的保护，这样的舆论环境如何叫民众更正直、更勇敢地追求公平正义，抵抗丑恶？百姓没有能力伤害法律制度，破坏法治的是把权力置于法律之上的“独立王国”的官员，和暴打妇女儿童的海口城管，还有扭断周秀云脖子的恶警。言论受到太多约束的国家，不会有多少人相信北京警方对研究生“嫖娼”死亡的说辞，而媒体报道的味道是：嫖娼该死。事实也如此，只要涉及公权力伤害百姓的事件，似乎都无法有一个让百姓满意的结果，不明不白地不了了之的事很多。一个处理天价虾后又有天价鱼的国家，一个连旅游乱象都整治不好的国家，一个电信诈骗成灾的国家，一个不敢扶跌倒老人的国家，一个为宝贝担心毒奶粉和问题疫苗的国家，一个医德被魏则西揭露得无地自容的国家，一个教育失败到需要全国专项整治校园欺凌的国家------谁看到中国被管理得越来越好了？目前中国最好的治理手段是：上层派出中央检查组，拿着尚方宝剑下来调查。依靠尚方宝剑的威力治理，说明中国法治化在倒退，所谓5年基本实现政府法制化的目标就是笑话？

在这个没有法治信仰、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国人如何有仁爱之心，如何有更好的品质，如何谈得上爱国？再说，我国倡导的文明风尚充满着政治目的，这是想让国人更高尚吗？麻木唱赞歌的人就是有正能量的爱国好公民；如“最美乡村医生”的诸多最美，全国劳动模范，感动中国人物，等等，强调的都是个人要付出，从来不说国家要给予个人什么，几乎都是英雄流血又流泪。宣扬对弱势者要有爱心，也是鼓动大家捐助，甚至是下发红头文章叫大家捐款；要求社会要有善心，国家对遭遇大不幸的人，又做了什么，做了多少？在我们的国家，叫天天不应的病痛者到处都是，孤老残弱的人像树枝上的枯叶。一国的底层人、弱势者，不能在政府的帮助下有尊严地活着，医疗、教育成了赚钱的行业，红十字这样的慈善事业受到公众怀疑，这样的国家是在倡导大爱吗？国家没有大爱，甚至不顾众怒地保持着丑陋的制度，国民如何有大爱？现代文明的大爱是包涵着爱国精神的，可是我们讲的爱国，同样是只强调公民对国家的义务，不讲国家对个人的责任；爱国主义都套着伟大信仰的光环，普通百姓如何能有这样的爱国？我们的爱国主义就是“没有共产就没有新中国”，把爱党、爱领袖、爱政府当成了爱国，这跟封建社会的忠君爱国有多少区别？人家宣扬的人性、英雄主义、正义 、正直，与政治无关，我们诠释的大爱都有政治的目的。我国的书籍和影视中的爱国者，是充满政治色彩的英雄儿女。国共互相残杀的政治争斗，是民族同室操戈的耻辱，我们却宣扬成了最高的民族精神。接受这种教化的国民如何高尚起来？

中国人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自然有宗教和传统文化的原因。在基督教国家，不识字的人太多的年代，大家都跟牧师读《圣经》这本好书。这本书要人们赎罪，教你从灵魂中除去人性之恶。而中国人发扬光大的佛教，求子、求财、求官往往是他们烧香拜佛的愿望，最高尚的目的就是为家人求得平安，心满意足了还会回来还愿。我们向佛索取，人家向上帝忏悔。如今寺庙都产业化了，赚钱的佛如何净化人性？而儒教的仁义道德，就是假大空的教化。国人的仁爱只限于血缘联系的家人。大爱、博爱很少在中国人的身上有所表现。古时的英雄几乎都跟忠君有关，传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就是中国最有大爱精神的人物。礼节、忠义是严格划分长幼、君臣之间尊卑的奴化思想。而中国的圣人都有隐居的样子，看着他们融入山水林间的心性高洁纯净，其实都是一些躲避现实社会的假圣人，很多人像孔子一样有过乞求仕途无门的失落。这些圣人搞出的圣贤书，就是拿圣人的标准要求市侩百姓，比起人生来要赎罪、从善的教义，自然是脱离现实的“假大空”。传统与现实的共同作用，中国的人性才如此丑恶。

(一)清廉的不如腐败的

清廉的被淘汰了，腐败的反而步步高升。很多腐败官员，依靠贪腐获得大量灰色收入，并用于跑官、买官、要官，他们在升迁过程中，以金钱开路，用物质利益打通关系，这种人能得到提拔。而为官清廉的领导干部，由于囊中羞涩，没钱打点关系，往往遭到了冷落。根据中纪委官网公开的信息，中央巡视组发现山东、广东、河南等省份都存在程度不等的跑官卖官现象。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对于清廉的领导干部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而且极大地恶化了官场政治生态。庸官昏官贪官平步青云、受到重用，德才兼备的官员却只能坐冷板凳，这种“逆淘汰”必然会导致优秀人才没有施展空间，如果不能遏制这种现象，必然导致官员整体素质的下降。　
　
(二)亲民的不如霸道的

为民、亲民、爱民是为官者理应树立的政德，然而在基层，这样的官员往往被贴上“没魄力”、“没能力”、“软弱”、“搞不定事情”等标签。一些霸道蛮横、甚至无视百姓利益的官员，却被上级视为能人，得到提拔。基层干部本应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然而做不同利益群体的调和者，必然耗时费力。在目前各地“大干快上、只争朝夕”的氛围下，耐心做群众工作的领导干部往往显得“不合时宜”，通过各种手段“摆平”、“搞定”，却能赢得有魄力能干事的好名声。许多官员认为，得罪了百姓，百姓无可奈何;得罪了上级，上级随时可以摘掉乌纱帽。因此很多官员想办法摆平群众，迎合上级。民间谚语称“为百姓着想的永远留在了百姓中间，善于摆平百姓的却步步高升”。这样的逆淘汰，使得基层干群不是鱼水关系，而是“油水关系”。

(三)干事的不如会说的

有责任、有担当、想干事的困难重重；豪言壮语多、实际行动少的投机干部却升迁有道。当下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亟需勇于改革、大胆创新的干部能够直面矛盾、正视困难，敢于上阵、靠前指挥，奋发进取、冲破藩篱。但改革攻坚期的工作错综复杂，不仅难度系数较高，而且还有着失败的风险。很多想干事的干部，要说“讨人嫌”的话，干“得罪人”的事，由此会遭受到各种“明枪暗箭”的阻挠，最终“干不成事”。于是，一些干部就选择了“另类”的发展之道。对于急难险重的任务，他们推脱躲闪、绕道走;但他们却擅长坐而论道，说空话、假话、套话、大话等。他们往往是说得多、做得少、以说代干，因为喊起来容易，干起来难。“说”只要动动嗓子、开开大会，就能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而“干”要到工作一线、生产一线，要甩开膀子、放下身段;“说”还能推卸责任，出头露脸的事自己干，出了问题干事的人担;“干”得多的人，容易出现纰漏、出事故，由此出现了很多干事的人被淘汰出局，会说的人平步青云的情况。　

(四)不站队的不如站对队的

每当党委、政府换届、部门轮岗、干部调动时，总会出现“谁是谁的人，哪个是哪个圈子的”传闻，而一旦出现腐败案件，特别是串案、窝案，有关“官场站队”的官场传闻也会得到证实。比如，备受关注的“周永康”腐败案件，仅从其六任秘书、多名下属、多名近远亲属违法犯罪事实来看，就可以看出在其“队伍”里藏着不少的“同道中人”。缘何官员爱“站队”，其中的奥妙在于，“队伍”中的人往往能从中获得好处。在这样的“圈子”中，是非不分，难办的事变得好办，不能办的事变得能办。只要是“圈中人”，有了问题甚至错误，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了；没有成绩可以帮你造出成绩，小成绩可以帮你吹成大成绩;由此“圈中人”一荣俱荣、共同升迁;如此必然挤占了默默无闻、“不站队”干部的发展空间。

(五)眼睛向下的不如眼睛向上的

眼睛能否向下看，是检验干部是否勤政爱民的一杆标尺。我们党的事业，需要的正是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造福群众的“眼睛向下”的干部。但一些干部，要么长期不下基层，不接地气，不通下情，与群众越来越疏远隔离;要么对群众呼声听而不闻，对百姓疾苦视而不见;要么把主观意愿强加到百姓身上，“惠民举措”、“民心工程”等名不副实，招致怨声一片……如此干部，实属官场“害群之马”，理应尽快清除出干部队伍。但是，这些干部虽不愿眼睛向下，却深谙眼睛向上之道，他们遇到困难“绕道走”，遇到领导“跪着走”，使出浑身解数，谄媚上级、溜须拍马、曲意逢迎。当下，不乏这样的“眼睛向上”的干部得到赏识与重用，而真正干事、眼睛向下的官员却被淘汰出局之怪象。　　

(六)实干的不如做秀的
官员升迁要靠政绩，但“政绩”与“政绩工程”是两个概念，绝对不能混淆。一些官员实实在在干事，为百姓谋福利，但政绩却不容易被看到，缺乏可以炫耀的政治资本。很多官员擅长“花拳绣腿”的功夫，这种所谓的政绩“看的见、摸得着”，颇能装点门面，但却劳民伤财、对百姓无益。事实上，广大百姓是能轻易分辨出哪些政绩是实实在在的，哪些形象工程是水分十足的。但由于官员升迁往往是要靠上级提拔，那些“大气魄、大手笔”的形象工程，往往很具说服力，而事关百姓利益的具体事难以被上级发现，所以往往作秀的升了上去，踏实干事的却原地踏步。这种逆淘汰，不仅恶化了官场风气，更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使百姓对政府的完全失去了信任。　

过去30多年所展示的最致命的变化，不是贪婪的疯涨，而是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包括健康、教育、家庭生活、自然、艺术、公民义务等。这是一个物质丰盛、诗意寡淡的时代，一个盛产亿万富翁、欠缺生活家的时代，一个“有一种毒药叫成功”、而人人饮鸩止渴的时代，一个集体沉迷于高速工作、功利社交、名牌消费的时代。

当下中国，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在各种媒体上和影视作品中，充斥着虚荣、享乐、拜金、拜物的幻象，金钱成为“功成”的第一价值尺度。价值观的扭曲，暴露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中的问题。以学校教育为例，普遍存在重智育轻德育的不良倾向，值观教育空泛无力甚至缺失。有些老师甚至在课堂上公开对学生宣扬“不成功不要来见我”的所谓成功哲学。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民族同样不能陷入金钱的泥潭。金钱至上的价值娟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犹如一种毒药，侵蚀着人们灵魂。如果社会多数成员都对以金钱为核心的“成功学”如痴如狂，不免有些令人担忧。

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与我们大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共同努力。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主流媒体要爱憎分明，不能是非善恶美丑不分；要尽快建立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制度机制；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中，在全社会真正形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风尚。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