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人民有任免监督官员权,官员就不敢腐败和滥权
近来中国热播一部电视连续剧 《人民的名义》,堪称反腐大戏,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大之后的强劲反腐氛围下,此剧的播出尤其引人注目,反腐层级也前所未有地上升到所谓 “副国级”。
但在现实里中共的反腐已达到周永康为例的政治局常委一级,如果再回溯一下,无法无天,滥用权力者如当年的林彪、康生和王洪文等人,都早已经是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由此,中国艺术作品的反腐级别,长期以来其实还是相当滞后的。
《人民的名义》生动描述了当代中国官场上的众生相,大概把官员群体分成了三类人:一种是腐败滥权官员,自不必多论;一种是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式的“边缘人”,既能大刀阔斧改革,但又游走在腐败滥权的边缘;再一种是吕州市长易学习那样既廉政又肯干,但长期不得志的模范人物。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李达康这个人物却在中国观众和网民中大受欢迎,迅速走红。也就是说,民间既不认可贪污腐败,也对传统模范官员不予奢求。最具现实感的官员存在,是所谓中间人物。当然,电视剧中的达康书记敢想敢说敢做,而且在妻子违法腐败的情况下,还能做到洁身自好,自我保全,这反映了电视剧创作者的某种理想化寄托。
但现实比电视剧不幸残酷多了。譬如当年也号称 “雷厉风行” 的重庆市委书记,其夫人杀人枉法,而最后书记本人也难脱干系,锒铛入狱。这乃充分深刻地揭示出,权力一旦被发酵滥用,身临其境者已很难再自我清高。
而此部电视剧的最大 “软肋”,是塑造了一位名叫陈岩石的老检察官。在电视剧中,这位80多岁的老人上通天庭,下接地气,而且打铁自身硬,凡是在重大剧情节点,都要靠他出场上下斡旋,化解危机。这样类型人物与现实的距离无疑非常遥远,反映出电视编剧除了突出反贪局官员冲锋陷阵,勇抓贪官的亮点外,还试图通过陈岩石这个人物,大写出体制内的一个道义和信仰制高点,但可惜很难与现实生活和时代接轨,也就大大降低了此部电视剧的真实震撼力和穿透力。
也就是说,此部电视剧虽然在表现当代中国官场众生相方面功力到位,但在解决腐败滥权的办法与出路方面,仍然鲜有对策。很显然贪官污吏光靠反贪局缉拿追捕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要打造“制度的笼子”。而更为关键的是,制度的笼子应由何人打造?
该电视剧中有一处情节颇具意涵:省公安厅长听说陈岩石与新到任的省委第一书记私交匪浅,于是不惜放下手上工作,跑到陈家花园去劳动锄地,以充分暗示对本省最高权力的殷勤和效忠。后来被问起原委,这位公安厅长称自己 “太想好好表现”了。
政治人物想表现一下自己,甚至“ 作秀”,也不见得都是坏事,因为只有通过表现才能让别人了解自己,以至赞成,重视和提拔自己。这里的关键是 “别人”是谁?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还是广大的人民?
不少官员都可能脱口而出,是人民。 但在中国的真实政治环境里,一个官员的迁升,并不直接由人民决定或监督,而是由所谓上级全权决定。在这样的现实指挥棒下,官员们宁可为省委书记及其小圈子挥汗锄地,而不愿意毕恭毕敬地为人民服务打工。
这也一再证明制度比人强,个人品性和道德在整体制度框架下,其实已属于次要。这也是为什么腐败分子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经常反倒遭遇同情理解,因为贪官污吏鲜有天生作恶,大多是后天炼成。 所谓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关键在那条河,而非走路的人。只有人民手中真正掌握官员的选拔任免监督权,才能有效地遏制和防范腐败滥权。只有人民亲手打造的制度笼子,才能让权力遵纪守法,心生敬畏。
任何制度都可能产生官员懒政和官员腐败,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能控制官员懒政和官员腐败,而一个坏的制度则助长官员懒政与官员腐败。我们之所以要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是因为民主政治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体现对官员权利最有约束力、最能遏制官员懒政腐败的体制。当前;有些党内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久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党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
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首先党中要有主,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集体领导会导致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2015年4月15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亟需进一步简化流程,加快简政放权进程。“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这不是耽误时间吗?”总理说,我们出台的许多政策,中央和各部门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经过详细测算,并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执行方案,但却常常因为繁冗、拖沓的所谓“会签”,让一些好政策“迟迟落不了地“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
我认为;解决中央政令不畅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习近平集权,防止群龙无首各行其是。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让习近平担任党国主席和中国的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及有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名正言顺依宪统治中国。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 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西式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泽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小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集权未必就不好,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使令出中南海。
党中央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各部委省市一直管到县镇乡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还受民怨,现在大多数地方官完全就是欺下瞒上的土皇帝,官僚腐败欺压百姓,中央想管无力,百姓状告无门,是极易官逼民反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之道理。 地方官完全可以交给当地人民举选管理,中央要集权,把地方的权力分开,中央把国家执政权撑握好,把地方行政权交给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有序去竞争,地方官由党领导人民举选,中共不会失去国家执政权的。各级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由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这样做与党政分开一样,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会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