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维稳不维权，治标不治本

       人民上访，何罪之有。人民上访是我国宪法赋于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国务院制定的《信访条例》也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压制、打击报复、迫害上访人。但在个别官员的眼里，"上访"就等于"闹事"，上访者即为"刁民"，对向上级机关反映问题的群众，总是变着法进行打击、报复。如果此风不刹，会造成人民状告无门，导致一些人象杨佳胡文海一样，自行处理甚至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前段时间，有位访民假装找我看病来向我诉冤，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她因丈夫去世后几百亩土地被别家侵占在当地得不到解决，而多次到北京上访，被抓回去关了二次了，来时连地铁都不敢坐，上访的资料还叫别人带着，害怕安检时被发现了又被抓回去关起来。这其实不是个案，多年来，人民到北京上访被抓回当地拘留判刑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还有些上访者被截访者强奸，打死，打伤。

       当前，少数地方政府使用暴力等手段拦截上访者进入上级党政机关已是公开的事情，这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劫访”。有些地方党政对上访人进行打击和政治迫害可谓是触目惊心，抄家、没收财物、关押、拘留、判刑以及雇佣黑社会报复等手段极为常见，甚至演化成“安元鼎”类似的恶性事件。地方政府在赴京的路上设置了重重关卡，在国家信访局和其他中央国家机关附近也密布各地驻京办的眼线。此外，地方还采取各种措施将赴京上访和越级上访者进行管控，如对访民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的亲戚朋友采取“连坐法”，只要访民上访，便处置其在机关工作的亲人朋友，促使其紧盯上访者。中西部一些省份由于法治比较落后，地方政府甚至采取将接回的访民进行拘留或强制性送往精神病院等极端措施。

       近年来，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已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是不少地方出现过的行政实况。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加大人力、财力投入，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比如两会期间，为了防止访民进京上访，各地政府严阵以待，如临大敌草木皆兵到处检查，造成交通拥堵，延升到其他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特别是河北省进京的各个路口都设立了检查站，平常一小时的路程能走上三五个小时，车上民众怨声载道。

        基层政府宁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截访拦访，也不愿意扎实工作，把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消灭在萌芽之中。大禹治水，宜疏不宜堵，这是古老的祖训。压制上访，必定激化矛盾，作为人民的政府，理应“执政为民”以人为本。遗憾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不为人民服务也就罢了，更是人为设置民意诉求的“堰塞湖”，堵塞民意。正是这种压制和不作为，乱作为，把问题堆积发酵，最后造成矛盾激化。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让每个公民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畅通，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中央也不要以为军警权力在握，有势无恐骄傲无知，不是每个当兵都会服从乱命的，有人就良心发现，当年苏共为什么一夜垮台？就是因为军队良心发规，拒绝执行暴力镇压老百姓的命令！

       国家设立信访局，原本是为了更好更快的解决信访群众的信访问题，彰显执政党一心爱民、为民的本质。可是现实生活中，各地各级信访部门却成了为地方政府各级智能部门，通风报信，遮风挡雨的挡箭牌。信访群众无论找哪个部门解决信访问题，首先要通过信访局，结果信访局把信访群众的信访问题，一旦报告各个政府部门，相关涉案政府部门领导一听群众要反映他们部门的事情，马上做好了各项准备，不是领导不在，就是这些事不归他们管，把群众踢皮球一样提出了政府门外。等群众下次再来，不属于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不涉及他们核心利益的，他们早做好了应对准备，把群众指使到相关部门去解决，或利用群众不懂政策哄、骗、打、压，来个“葫芦僧智断葫芦案”，逼老百姓就范了事。实在不好糊弄难以对付的，马上联合公安机构，以闹访、缠访、扰乱公共秩序为由，进行拘留判。拘留上几次，许多百姓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再访不了了之。还有敢不服气，非要民告官，讨个公道的，乘机联合法院，伺机罗织罪名，给你判上个几年，让你有冤无处申！

        近年来爆发的社会泄愤事件充分展现了这一趋向，与当前政府行为不计社会影响不无关系。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地方政府各种不择手段的行为极易被新闻媒体曝光和披露，其扩散效应放大了政府的负面形象，在整个社会形成非常恶劣的影响。“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的逻辑使政府行为失去了原则和公正，侵蚀法治权威的同时，也消解了自身的合法性，为更大的社会暴力等产生埋下了隐患。为应对突发性事件，从中央到地方组建了多层次的应急管理机构，不断加大人力与装备投入，但这种着眼堵与防的应急管理，实际上是治标不冶本。近年中国政法机关力量空前强大，武警人数与装备不断提升，公安局权力与职能急剧扩张。而各地制订的所谓应急管理方案，更多是怎么样对付民众聚集，怎么样对付媒体，怎么祥打击领头者，怎么样应对国内外相互勾结，应急管理失去了原有意义，而这些措施并没有根本减少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实际上，以上访民众为主体的弱势群体近年来反体制的情绪愈来愈激烈，对政府的信心愈来愈淡泊，反抗的手段也愈来愈极端，类似自杀、爆炸、自焚等事件也层出不穷。中国之所以发生如此多、如此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伴，主要是社会利益分配机制出现问题，待别是部分官员代表权贵集团的利益，践踏与蔑视弱势群体的利益，具体表现在贫富分化、吏治不清、司法不公三大方面。如果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任何应急管理都是徒劳无功，只会激化予盾。

        维稳不稳权，虽然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逐年增多，但一些地方维稳压力仍然越来越大。面对压力，个别地方相关部门不惜借维稳之名打压上访者、干扰司法、违法行政等，一不小心就掉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不仅使当地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更是延误了地方发展。“维稳”渐成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最大“烦恼”之一。目前的信访制度：人民遇到当地政法机关官员的违纪犯法和欺压，得不到当地政法机关公平公正的解决后，只能到上级政法机关上访，但上级政法机关往往是官僚懒政，不直接去查处，都是转回当地政法机关，由当地政法部机关自己查处自已的违纪犯法行为，人民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公平公正解决的。这就是官员懒政不为造成人民状告无门后，导致一些人报复社会滥杀无辜的原因。

        信访局作为人民诉求公平的一个平台，本应该大力发挥为党解忧、为民解忧的职责，可眼下的信访制度存在的漏洞，却让信访成了拒人民与千里之外，保护官商利益的平台。现在中国的国家信访局不但当了中转局，还放任各地政法官员在国家信访局门口非法抓捕上访人，看似是维持秩序，实则是给民告官等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这样的信访制度，致使违纪犯法分子有恃无恐，怪不得有些地方官员对上访人说，你别说告到中央，你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最后还得转回来当地来由我查处，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无形中变成了违纪犯法分子背后的保护伞，这就是爆发社会泄愤事件及对党和政府不满的真正原因。

       人民上京上访是人民信任中央的一种体现，中央应该密切联系群众，畅通民意诉求渠道，要直接查处，决不能犯官僚当中转站，人手不够可以招聘，起初工作量会大些，过段时间就会少了，只要中央直接查处，各地就不敢做不公正的事。各地不敢做不公正的事，就不会产生访民。维稳必先维权，维权方能维稳，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单纯维稳，不解决具体的利益问题，是治标不治本，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久而久之还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以触犯国家法律、侵害公民权利为代价，靠黑监狱、黑保安、黑打手等黑恶势力来维护的所谓“稳定”，不过是在营造幻象，这才是和谐稳定的真正敌人。

       政府维稳不维权，损毁党的执政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中共中央一定要知道，谁伤害老百姓就等于伤害党自己的道理。对打压上访的政法人员必须严惩不贷。另外，目前的信访制度对中央自身也很不利的，中央领导人若看不到听不到人民的状况与一个眼瞎耳聋的人无异，下面人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有被架空的危险。现在的中国国家信访局不但当了中转局，还放任各地政法官员在中国国家信访局门口非法抓捕上访人，你说老百姓到何处说理？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政府应该把大量的维稳的人财投入到为老百姓维权上，化解社会矛盾，国家才能稳定发展，人民才能幸福生活，党才能长期执政。

       习近平主席曾就做好信访工作，妥善处理信访突出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综合施策，下大气力处理好信访突出问题，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李克强总理也曾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完善解决思路和措施，认真处理信访反映的突出问题，同时注意完善体制机制，努力化解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党政机关要加强风险研判，加强源头治理，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避免一般性问题演变成信访突出问题。但是，目前信访问题仍然突出，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中央政令不畅。

       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2015年4月15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亟需进一步简化流程，加快简政放权进程。“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这不是耽误时间吗？”总理说，我们出台的许多政策，中央和各部门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经过详细测算，并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执行方案，但却常常因为繁冗、拖沓的所谓“会签”，让一些好政策“迟迟落不了地“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

       我认为；解决中央政令不畅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习近平集权，防止群龙无首各行其是。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让习近平担任党国主席和中国的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及有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名正言顺依宪统治中国。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 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西式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泽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小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集权未必就不好，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使令出中南海。

        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任何制度都可能产生官员懒政和官员腐败，但是一个好的制度能控制官员懒政和官员腐败，而一个坏的制度则助长官员懒政与官员腐败。我们之所以要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是因为民主政治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体现对官员权利最有约束力、最能遏制官员懒政腐败的体制。当前；有些党内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久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党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首先党中要有主，中共中央需要一位主席，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集体领导会导致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

        党中央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各部委省市一直管到县镇乡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还受民怨，现在大多数地方官完全就是欺下瞒上的土皇帝，官僚腐败欺压百姓，中央想管无力，百姓状告无门，是极易官逼民反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搞民主党会累死之道理。 地方官完全可以交给当地人民举选管理，中央要集权，把地方的权力分开，中央把国家执政权撑握好，把地方行政权交给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有序去竞争，地方官由党领导人民举选，中共不会失去国家执政权的。各级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由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这样做与党政分开一样，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会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