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人民民主要有秩序，言论自由要有限制

我认为；任何自由都是有条件、有限制的，都与法律、责任密切相连，也就是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自由意味着责任。正如权利和义务始终对等一样，民主言论自由与遵守法律同样不能分割。也就是说，对民主言论自由不能理解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同样是有条件的、有责任的，既受到法律保护，又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中国一直受到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渗透，稍有不慎将很有可能导致人民内部的混乱和社会秩序的失控。因此，人民民主要有秩序，言论自由要有限制。

人民民主要有秩序

人民民主必须是有秩序的，中国要民主也是要有序的民主，无序的民主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无序的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无序的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无序的民主还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无序的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中国要民主也是要有序的民主，好的民主是有序的民主，有序的民主要有个主持的领导人，这个主持的领导人就是全国人大委员长，人民群众有什么建议可以向全国人大委员长提出，全国人大委员长把人民群众个人的建议在网络及各新闻媒体公布出去，让大家讨论，或开会讨论，从中吸取受到多数人赞同的去做就行了。这就是有序的民主。也是真正的好民主。

民主是多元的，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党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

我认为；中国应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由党主持领导人民举选官员，党主民主要党中有主，中共中央需要一位主席，集体领导会导致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我建议中共中央设立主席职务加强中央的权威，中国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使令出中南海，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

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习近平集权，让习近平任党国主席和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及有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名符其实名正言顺，依照宪法统治中国。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西式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泽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小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集权未必就不好，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的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使令出中南海。实行有党主的民主。也就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会出现藩镇割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党的政权会更加稳固，这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是相适应的。

言论自由要有限制

苏联解体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民主无序，言论无限，希望中国从中吸取教训，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搞无序的民主政治及无限的新闻言论自由。在推行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民主政治和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苏联解体对于西方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对于利害切身的俄罗斯人民则是一场空前的国家灾难。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新闻改革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最终导致舆论失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党性原则的核心。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仅没有坚持这一点，反而明令废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不敢实施对所属文化宣传部门及其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领导，任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这在事实上抛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放弃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这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当年10月，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党的报刊进行了登记，其中1/7属个人所有，还出现了独立通讯社。《新闻出版法》生效后，涌现出不少新的报刊，其主要的舆论倾向就是反对共产党。有的报刊甚至刊登退党者的文章，声称留在党内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从而使退党人数明显增多，起了瓦解苏共的作用。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闻》、《文学报》及隶属于最高苏维埃的《消息报》等许多机关报刊都纷纷抛弃机关报性质宣告“独立”。《消息报》甚至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

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这种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派别也深知控制舆论的重要性，纷纷不惜血本办起自己的报刊，这些报刊几乎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指出：“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2.各类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不久，便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动员报纸杂志就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他提出要实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并且明确表示“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楚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民主化”和“公开性”成了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苏联媒体掀起了一场“公开事实（包括国家机器运作程序）和揭露历史污点的大革命”。一时间，报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以及社会上酗酒、吸毒、妇女卖淫等现象的文章触目惊心，严重搞乱了普通民众的思想。同时，媒体还大量刊登否定苏联和苏共历史的文章，一些不曾报道过的事实和失误被严重歪曲和无限夸大，一些媒体还以耸人听闻的报道、荒诞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针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造谣、诽谤等等来吸引读者，造成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

闸门已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执政党的威信也降到了零点。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苏联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沉重打击。而面对敌对势力利用“民主化”、“公开性”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不仅没有及时给予回击，反而姑息、纵容、欣赏，甚至自己也参与到这种大合唱中。

3.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大举进攻开放门户。1987年1月，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苏联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不久又相继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等多家西方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民众从此可以随时听到外国电台的声音。这些西方国家政府的喉舌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绍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以西方的立场和视角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这对当时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苏联人来说，其蛊惑性、煽动性不言自明。对此，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认为，“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是，苏联并没有就此打住，同年12月，苏联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有学者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这个模式清楚地表明，舆论失控是苏联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是苏联舆论失控的关键。如学者所言，在改革进行的关键时刻，“俄罗斯媒体人成为推倒苏联大厦的最后一个操盘手”。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说得更明确：“正是新闻传媒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而戈尔巴乔夫，这个亲手搞垮苏联的人，却获得了西方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持续10年的动荡和衰退，使当年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备受西方挤压的国家，多少俄罗斯人反思起来为之痛心疾首。颇有意味的是，普京、梅德韦杰夫治理下的俄罗斯，出现了西方所批评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但却带来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和政局稳定。这一切，对于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国而言，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

　　前车之鉴，希望中共中央从中吸取教训。建议中国政府应尽快整顿新闻媒体，现在广播电视台，报刊杂志太多太杂，重复办各种报刊杂志，重复建广播电视台，致使互相争读者听众观众，过多揭露党和政府的不良事件，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还大量浪费物资人员，而且为了经济利益乱发非法虚假广告，坑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宣传不够重视，仅应付而已，对好人好事漠不关心很少报道，比如象我们北京中美联合医院为了使病人看病时不上当受骗，也为了响应中央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号召，切实解决病人花钱或没钱治不了病的后顾之忧，用已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治疗各种疑难病有见效快治愈不复发的三十多项发明专利与医疗机构合作，实行治好病再收治疗费，不收任何押金，经任何二级以上医院检查，治愈后一年不复发了再按照物价部门规定收取治疗费用，治不愈的不收任何治疗费用，对经济困难的病人实行减免费治疗。

　　北京中美联合医院实行治好病再收费后，引起各种人的关注，特别是新闻媒体的广告部。常来找我们北京中美联合医院做广告，我们北京中美联合医院不做他们就威逼，要给我们北京中美联合医院做反宣传。他们在网上大量发布不符合我们北京中美联合医院实际情况的言论，说我们北京中美联合医院是骗人的。我们北京中美联合医院的科研人员把执业医师证注册到合作的医疗机构，合理合法与其他医院一样给病人看病治疗，就差别于我院是实行不收任何押金，治好病再收费，怎么能因为我们北京中美联合医院是实行治好病再收费就说我们是骗子？治好病再收治疗费，又不收任何押金，治不愈了病人可以不交费，甚至治愈了病人还可以不交费，另外；治愈否是以其它大医院检查为准的，又不是以我们北京中美联合医院检查为准，我们北京中美联合医院也本来就不给病人做检查的，都让病人去其它大医院检查。这样的政策，只有病人骗我们医院，我们医院是骗不了病人的。这么好的举措，不但无一新闻媒体给于报道，还常有记者来暗访调查是真实后要我们北京中美联合医院出钱做广告，对那些偶尔发生的医疗事故却常常报道，造成现在病人和医生关系十分紧张，希望党和政府及时整顿新闻媒体，严惩不良记者。

整顿应照以下几条；1.压缩广播电视台报刊杂志的数量。2.新闻媒体要与经济利益脱钩，决不能搞市场化，决不能搞有偿新闻[目前各网络新闻媒体明目张胆，明码标价地出售新闻源]。3.广播电视台和报刊杂志全部由党和政府办，决不能由私人办，更不能让外国新闻媒体加入搞竞争。 4.要各新闻媒体以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好人好事，普法科教类节目为主，身体健康，戏曲歌曲音乐为辅。其中普法宣传和健康教育最重要，现在好多人犯法被惩处了才知犯法。得了病才知道为什么会得病，如果人知道干什么是犯法的，就不会有人去干违纪犯法的事了。如果人知道怎样能保持身体健康，就不会有人去做有害身体健康的事了，国家就不用那么多司法人员及建那么多监狱和不用那么医护人员及建那么多医院了。若加上招聘和房产信息更好，能使外出人员尽快找到工作和住处，若想办法把广播电视办成以科教为主就更好了，广播电视台把清华北大那些高校名师的教学课程制作在广播电视里播放，不但使学生在家听广播看电视就能学习，而且还能使人人都能享受高校名师的教育。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