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 严格落实选人用人追责制度，杜绝官员边腐边升带病提拔

近日，从最高检方面了解到，十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原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原主任孙怀山已被提起公诉。孙怀山利用担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委、中共中央委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从检察院的指控来看，孙怀山也是一个在多个岗位一路升迁一路收钱边腐边升带病提拔的官员。

官员“边腐边升”，亦称“带病提拔”，是指由于腐败犯罪分子作案隐蔽、手段狡猾及对干部的考察考核不实不细，致使其边腐败作案，边被提拔重用的现象，也包括干部在走上新的岗位或提拔到更高职务前就有严重的腐败问题，且“病灶”未“治愈”而继续得到使用或提拔的现象。“边腐边升”现象，严重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加剧干部任用不正之风，恶化政治生态。

长期以来，一些干部不讲规矩不守纪律，涉腐传言不断，“官声”恶劣，却在仕途上一路绿灯，不断升迁，让群众深感困惑。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文章指出：很多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是发生在担任下级一把手期间；有的省已查处领导干部中，半数以上属于带病提拔；有的一把手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还屡被提拔。

为官一任，不仅没有造福一方，反而因为不干净而成为当地群众眼中的“问题干部”，给当地群众留下骂名，人人希望他早些“下马”，而就是这样的干部，竟成为上级眼中的“香饽饽”，不仅稳坐官位，甚至越升越高，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污染着一个地方的从政环境，更损害着党的形象和威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反腐败斗争和从严治党力度空前，但仍有一些地方和单位干部存在着“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现象，甚至在官场出现了“不跑不送，原地踏步”的顺口溜。由此可见，人事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如何严防和纠正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是摆在当前特殊历史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防止和解决以“带病提拔”为代表的选人用人不正之风问题，中央层面也出台了诸多制度规定，比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等等。虽然相关规定众多，但仍然带病提拔现象仍然经常出现。根源就在于一些地方长期对这些党纪法规备而未用，追责问责半途而废、“浅尝辄止”，这自然会让一些官员敢于“破规”、“破法”，使得选人用人上乱象丛生，从而造成了“破窗效应”不断发生。

在我国，从理论上说，各级官员都是人民公仆，应向人民群众负责，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任用有选择权。但目前“他们的真正责任机制，是千方百计地向直接拥有决定他们职务高低、去留的上级机关负责。这种理论与实际的严重脱节以及领导者责任机制的严重扭曲，不仅助长了少数腐败分子滥用权力的嚣张气焰，而且也是近年来‘买官卖官’等丑恶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根源。”这种官员选拔制度，“违背了一条政治学公理：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

历史教训足以让人惊醒。“以‘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体）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层层任命制而非选举制）为核心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既是苏联模式的两大核心标志，也正是苏联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两大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原因。”所以，必须用“以民选官”来取代现行的“以官选官”模式，才符合科学执政对干部选拨制度提出的要求。各级官员必须首先从具体单位的人民群众中选举出来，接受本单位人民群众的监督，首先获得本单位群众的认可，然后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目前；有些党内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期稳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另外，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的民主模式。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举选官立法，依法治国。

因此，要彻底杜绝官员“带病提拔”。首先，要严格落实选人用人追责制度，有权必有责，权责须相当。对于被发现的问题干部，要调查其边腐边升的过程到底受到了哪些人的支持，是否有人当了“说客”。 只有挖出萝卜带出泥，震慑提拔“病官”者，方能彻底斩断“边腐边升”的利益通道。当问题干部受到查处后，对责任人进行追究，才能把带病干部阻断在升迁的半路上。其次，要勇于揭开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神秘面纱，最大限度的扩大干部选任工作的公开化和透明度，真正使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权力才不敢在选人用人上“指手画脚”，才会最大限度的保证能者、廉者上，庸者、腐者下的政治生态大格局。

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