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谁都知道，对于相互联系的事物，按照一定标准，通过对照、比较，分析其异同及相互关系，从而形成对该事物的本质认识，是逻辑思维的常识。是早晨的太阳大还是中午的太阳大？现代科学表明：关于太阳近大远小、远凉近热的争论，是不懂得视差、光渗作用、直射与斜射等原理的缘故。太阳就是太阳，不存在什么情况下大什么情况下小的问题。区分事物的首要前提是标准，离开采用正确的标准这个前提，肯定会犯错误，甚至何种事物都无法区分。
“党”和“法”只存在相互关系的性质和联系机制问题，不存在孰大孰小问题。两者相互区分的标准，只能从其自身质的规定性方面去寻找，而在质的规定性之间不存在什么大小问题。很显然，由“党大还是法大”推出的“法大于党”命题，不能成立，是一个反逻辑的思维混乱的伪命题。
进而言之，事情远不止于逻辑学上的命题问题。“党大还是法大”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个政治陷阱。
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不存在“要不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这样一个人为地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对立起来的问题
二是，确立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地位，也绝不是把法治简单地当成可有可无的工具手段，有用则用、无用则弃，而是突出了法律和法治的重要性，强调在党和法治之间，两者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一致关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深刻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深刻学习理解领会这一重要论断，切实把党的领导始终贯彻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对于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必须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
首先，我国《宪法》明确确立党的领导地位。
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都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存在“要不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这样一个人为地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对立起来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其次，党的领导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步很快，但今天也依然存在很多突出问题，无论是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各个环节，还是在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等方面，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都还存在较大差距，这些要求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来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正如《决定》明确指出的：“必须清醒看到，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 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此外，我国具有两千多年封建文化传统历史，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识还比较严重地存在，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人情社会、熟人社会，还存在比较深厚的人治土壤环境。这些都是制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障碍。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必然涉及体制、机制和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革。这就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党的独特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才能够有效破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才能顺利完成 《决定》提出的各项任务指标，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再次，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在目标和方向上是一致的。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梳理十八大以来党的重要全会中的精神脉络可见，社会主义法治是我们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四中全会《决定》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法治，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初级阶段，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建成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的小康社会，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既是我们党的历史使命，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厉行社会主义法治，小康社会才能够全面建成，人民群众才能够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够顺利实现。
如何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
现在有种误解，认为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就是要把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凌驾于法治之上。这是不对的。确立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地位，绝不是把法治简单地当成可有可无的工具手段，有用则用、无用则弃，而是突出了法律和法治的重要性，强调在党和法治之间，两者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一致关系。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要求我们党要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也要求我们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
总而言之，在党和法的相互关系上，不存在“法大于党”，也不存在“党大于法”，存在的是党和法的辩证关系。心怀鬼胎的人提出“党大还是法大”诘问，无非是在挑起争论的迷雾中，从“法治”打开缺口，传播西方宪政民主，美化资本主义国体和政体，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在中国发生像1991年11月6日宣布苏共“非法”一样的“那一天”做准备。这是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对此，我们不能畏首畏尾、遮遮掩掩，必须明辨是非，必须旗帜鲜明。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