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建设向上向善网络文化
网络进入我国20多年来,总体来说,网上的正能量是充沛的,主旋律是高昂的。比如,“最美司机”吴彬、“最美妈妈”吴菊萍、“最美教师”张丽莉、“最美女孩”梁春霞等“最美人物”,都是首先被网络发现,然后在网上传播,进而发酵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又如,2015年度“五个一百”网络正能量精品评选活动中的数百名入围“网络正能量榜样”来自四面八方、天南地北;数百篇入围“网络正能量文字作品”、数百幅入围“网络正能量图片”、数百部入围“网络正能量动漫音视频作品”、数百项入围“网络正能量专题活动”,在网上掀起狂浪、引发共鸣、广受好评。
无须否认,当下的网络空间还充斥着不少负能量,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人们在网上唱响主旋律。比如,有的人污蔑领袖、玷污英雄、恶搞烈士;有的大v,如秦火火、立二拆四、边民等,蓄意造谣滋事、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还有不少人,或只看到个别幼师“虐童”,而看不到教书育人是教师的主流;或只看到个别医生检查出女患者患了前列腺炎,而看不到救死扶伤是医生的主流……尽管“净网”行动让网络空间逐渐清朗,但要让每个网民真正做到依法上网、文明用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特别有一点值得警惕:在网上传播正能量者,不少在生活中受到嘲笑甚至打击;而在网上传播负能量甚至像泼妇一样骂街者,有的在生活中还很吃香。这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必须要扭转过来。为此,一方面,要大力鼓励人们在网上传播正能量、高唱主旋律;另一方面,要让在网上传播正能量、高唱主旋律的人在生活中处处受欢迎、受热捧、受重用、有地位。
近来,微信朋友圈里谣风盛行的现象,引起了社会公众与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从网上的删帖、封号,到线下的传唤、拘留甚至刑事处罚,相关的治理行动可以说是从未间断而且力度十足,但是效果却不容乐观。其原因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互联网、新媒体技术,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这种挑战一方面是在技术上、资源上的挑战,即有限的政府管理部门,无法对新媒体和互联网上的造谣、传谣行为进行即时反应。通常情况下,当谣言为管理者所注意时,已经是谣言产生重大影响之后的事情。一方面是在治理结构、治理模式上的挑战,传统的由上至下的管控模式,难以有效应对自下而上的新媒体、互联网的信息生产模式。简单、粗暴、僵硬的管理模式,常常导致反应迟滞,引发了比谣言更加恶劣的社会影响。
更重要的是观念和趣味上的挑战。新媒体的谣言之所以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在于,相比于有关部门板起脸孔冷冰冰的说教,谣言在内容上、思想上、传播方式上,往往更加生活、具体,更容易引发共鸣。很多时候,“正不压邪”的原因是正话讲得太少、讲得太硬、讲得太枯燥。如果有关部门还是在信息发布上缺乏主动,还是在沟通方式上僵化生硬,还是在新媒体的世界里放不下身段来接触群众,就很难真正有效地遏制住微信圈里的谣言。
其二,新媒体、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机制,体现出更加强烈的市场导向。“网红”比打工挣钱,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常现象,这让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投资者涌入了新媒体的市场之中,也让市场竞争空前地激烈。点击率、转发率直接决定了市场竞争的成败与“公号”“小号”的商业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博出位”的谣言就成为了很多从业者的“理性”选择。相比于一般的消费市场,新媒体中的消费者,往往对于趣味性、消费性要求更高,而对于信息的真伪往往并不关注。谣言不是问题,因为相当一部分人“看看就算”“一点而过”,本就不在乎消息的真假。这让市场的自净变得非常困难,甚至形成了谣言挤压真相的逆淘汰。在很多时候,真相的传递往往必须依赖“辟谣”的标题,而与谣言形成了奇妙的“共生关系”。
其三,新媒体的谣风之盛,已经让“谣言止于智者”成了无可奈何的安慰。一方面,智者被海量的、情绪化的甚至低级趣味的消费群体稀释,无法起到止谣的作用。一方面,新媒体舆论场传播的速度之快、信息量之大也让智者不堪辟谣之累。更重要的是,网络与新媒体的传播并没有给予社会一个可以凝聚焦点、平等讨论的公共空间,碎片化的信息与直觉判断,成为最主要的交流载体。朋友圈与网络没有为不同群体之间提供有质量的交谈,相反它为偏见、情绪的累积,为自鸣得意、自我封闭的小圈子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在飘来飘去的朋友圈谣言面前,我们需要对传统的治理模式进行反思。一个更公开的、更亲民的政府。一个更克制的、更有限的市场,一个更平和的、更理性的社会,都是文明开放的舆论生态场不可或缺的。当然,建设一个使人不敢胡言乱语的制度尤其重要。
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法学的创始人大法官一句名言:言论自由并不是给你在一家坐满人的剧院里大喊“着火了”的权利!我认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我们不能因为执法管理方式不当影响言论自由,更不能以言论自由之名为违法违纪言论开拓。我们不能只看到美国的言论自由,还应看到美国在依法治理言论方面的做法,进而对中国的言论自由给予更加客观的理解和认识。
言论自由是要的,但是不能越过底线,不能把言论自由与污蔑打击,诽谤造谣,攻击政府社会,污蔑祖宗,分裂祖国等同起来,这不是什么言论自由,而是发泄反动的言论,有目的地在挑拨是非,离间党群关系,其实说穿了就是希望中国国家分裂动乱,这个自由绝对要不得,美国自由,如果遇到这样的言论也一样不允许,甚至打击这些言论的。
我认为:中国应该建设一个使人不敢胡言乱语的制度,首先要进行普法,使人知道胡说乱语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另外,这个制度应该规定严惩胡言乱语者,对举报胡言乱语者进行奖励。
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但“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新闻改革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最终导致舆论失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党性原则的核心。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仅没有坚持这一点,反而明令废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不敢实施对所属文化宣传部门及其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领导,任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这在事实上抛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放弃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这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当年10月,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党的报刊进行了登记,其中1/7属个人所有,还出现了独立通讯社。《新闻出版法》生效后,涌现出不少新的报刊,其主要的舆论倾向就是反对共产党。有的报刊甚至刊登退党者的文章,声称留在党内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从而使退党人数明显增多,起了瓦解苏共的作用。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闻》、《文学报》及隶属于最高苏维埃的《消息报》等许多机关报刊都纷纷抛弃机关报性质宣告“独立”。《消息报》甚至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
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这种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派别也深知控制舆论的重要性,纷纷不惜血本办起自己的报刊,这些报刊几乎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指出:“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2.各类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不久,便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动员报纸杂志就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他提出要实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并且明确表示“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楚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民主化”和“公开性”成了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苏联媒体掀起了一场“公开事实(包括国家机器运作程序)和揭露历史污点的大革命”。一时间,报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以及社会上酗酒、吸毒、妇女卖淫等现象的文章触目惊心,严重搞乱了普通民众的思想。同时,媒体还大量刊登否定苏联和苏共历史的文章,一些不曾报道过的事实和失误被严重歪曲和无限夸大,一些媒体还以耸人听闻的报道、荒诞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针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造谣、诽谤等等来吸引读者,造成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
闸门已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执政党的威信也降到了零点。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苏联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沉重打击。而面对敌对势力利用“民主化”、“公开性”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不仅没有及时给予回击,反而姑息、纵容、欣赏,甚至自己也参与到这种大合唱中。
3.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大举进攻开放门户。1987年1月,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苏联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不久又相继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等多家西方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民众从此可以随时听到外国电台的声音。这些西方国家政府的喉舌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绍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以西方的立场和视角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这对当时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苏联人来说,其蛊惑性、煽动性不言自明。对此,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认为,“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是,苏联并没有就此打住,同年12月,苏联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有学者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这个模式清楚地表明,舆论失控是苏联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是苏联舆论失控的关键。如学者所言,在改革进行的关键时刻,“俄罗斯媒体人成为推倒苏联大厦的最后一个操盘手”。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说得更明确:“正是新闻传媒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而戈尔巴乔夫,这个亲手搞垮苏联的人,却获得了西方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持续10年的动荡和衰退,使当年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备受西方挤压的国家,多少俄罗斯人反思起来为之痛心疾首。颇有意味的是,普京、梅德韦杰夫治理下的俄罗斯,出现了西方所批评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但却带来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和政局稳定。这一切,对于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国而言,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前车之鉴,希望中共中央从中吸取教训。建议中国政府应尽快整顿新闻媒体,现在广播电视台,报刊杂志太多太杂,重复办各种报刊杂志,重复建广播电视台,致使互相争读者听众观众,过多揭露党和政府的不良事件,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还大量浪费物资人员,而且为了经济利益乱发非法虚假广告,坑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宣传不够重视,仅应付而已,对好人好事漠不关心很少报道,比如象北京中美联合医院为了切实解决病人花钱或没钱治不了病的后顾之忧,实行不收任何押金,治好病再收费,治不好不收费,这么好的举措,不但无一新闻媒体给于报道,还常有记者去暗访调查是真实后要医院出钱做广告。对那些偶尔发生的医疗事故却常常报道,造成现在病人和医生关系十分紧张,希望党和政府及时整顿新闻媒体,严惩不良记者。新闻媒体,特别是广播电视台应当负起宣传好人好事的责任,媒体选择报道内容时,不能贵奇不贵平。新奇的、违反常态的事情媒体不应青睐。
整顿应照以下几条;1.压缩广播电视台报刊杂志的数量。2.新闻媒体要与经济利益脱钩,决不能搞市场化,决不能搞有偿新闻[目前各网络新闻媒体明目张胆,明码标价地出售新闻源]。3.广播电视台和报刊杂志全部由党和政府办,决不能由私人办,更不能让外国新闻媒体加入搞竞争。 4.要各新闻媒体以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好人好事,普法科教类节目为主,身体健康,戏曲歌曲音乐为辅。其中普法宣传和健康教育最重要,现在好多人犯法被惩处了才知犯法。得了病才知道为什么会得病,如果人知道干什么是犯法的,就不会有人去干违纪犯法的事了。如果人知道怎样能保持身体健康,就不会有人去做有害身体健康的事了,国家就不用那么多司法人员及建那么多监狱和不用那么医护人员及建那么多医院了。若加上招聘和房产信息更好,能使外出人员尽快找到工作和住处,若想办法把广播电视办成以科教为主就更好了,广播电视台把清华北大那些高校名师的教学课程制作在广播电视里播放 ,不但使学生在家听广播看电视就能学习,而且还能使人人都能享受高校名师的教育。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必须实行网络实名制,使人不敢在网上胡言乱语。对网上的“乌烟瘴气”进行彻底理清和严厉打击,要用充沛的正能量把“乌烟瘴气”驱逐出网络空间,让其随风飘散而去,从此一去不复返!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人心、滋养社会,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