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革命不利于人民的生活，革命也绝不利于国家的发展。革命是一种暴力夺权和抢夺财产重新分配的极端行为，中国每次革命政权更迭，国家和人民都付出了巨大的人和物损失。一个爱国爱民有良知理性的人，对执政党有意见，应该以和平的方式向其提出，决不能搞游行示威什么的，也不能里通外国用暴力方式捣乱，更不能自由无主主义。战争和内乱只会让社会倒退，什么都得重新再来一遍．受害总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也是国外反动势力为什么要瓦解中国的根本原因，天天乱纷纷，谈何发展，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全囯人民一定要有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

    众所周知，孙中山建立的中华民国和清朝在本质上没有别，只是推翻了一个个朝代而已。就像清朝推翻明朝，明朝推翻元朝一个道理。远的不说，就拿国民党革了清朝政府的命，搞革命打内战，死了大量同胞，也损失了大量财物，最终还是一样回到了原点，政府照样官僚腐败，人民照样贫富不均，司法照样不公不正。所以以后：中国全国人民决不要相信搞革命推翻政权能自己带来幸福。

    去年的3月12日是孙中山去世90周年之日。江苏省、南京市百名各界人士如约会聚在南京紫金山脚下，拾级392层台阶登顶钟山，谒陵寄思，我认为：对一个乱臣贼子这么纪念十分不妥。今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150周年的生日，不要搞什么纪念活动。对孙中山的定论对中国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任何的遮掩和神化都是没有出路的，对现在的中国毫无好处。我不希望中国现在再出个孙中山类人物，里通外国，搞垮现在稳定发展的国家。孙中山是个乱臣贼子汉奸叛国贼，他积极为外国亡华服务，搞革命致使中国内乱受欺。

    日本的最大成功就是挖掘出、收买和培养了乱臣贼子孙中山，将外蒙古和东北的满洲从中国分裂出去，将长城以南的汉人搞乱。被日本人耍得猴急了的中国人至今蒙在鼓里，似乎永远醒悟不过来似的，我非常佩服日本人做事与策划时的一惯性的“精、准、细、狠”与全面到位！孙中山 (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遂以中山名世。1905年在日本东京领导成立中国同盟会，积极在国内外发展同盟会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在两广、云南等地发动一系列武装反清起义。就在清政府掀起改革的时候，“潜伏”在日本的革命势力也活跃起来。孙中山建议把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得到黄兴的赞同。7月30日下午，各省留学生中的革命志士聚集到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会所，共同讨论发起新的革命团体。孙中山发表长篇讲话，提议将分散的革命力量组成一个大团体，协力从事反清革命。

    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回国，做"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当时形势逼人，他只好把这个"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并不是因为他宽宏大量，都不是，是当时的形势，袁世凯那个形势把他们吃掉了。让给袁世凯以后，孙中山耿耿于怀，不甘心，想把这个政权夺回来。夺回来什么方法呢？只有勾结外国人。所以在日本人向袁世凯，提出来二十一条的时候，孙中山写了一封秘密的信，给日本的首相说，二十一条叫袁世凯同意，中国人出卖中国，袁世凯不愿意，当然不愿意，可是我愿意，在南方的我孙中山愿意，你们支持我，日本人请支持我，我同意更好的条件给你日本人。换句话说，我卖国卖得更多，比袁世凯卖得更多，比老袁卖得更多。当时孙中山的老同志黄兴、黄克强公开说，我们再也不要为了这种跟国际的关系，来谈中国的这些问题了，这样搞，把中国都卖光了，我们的敌人在卖国，我们等于也在卖国，怎么得了。孙中山当时听不进去，勾结日本人，日本人把他出卖，勾结美国人，美国人不理他，勾结英国人，英国人不理他，勾结德国人，德国人不理他。好，我勾结俄国人，俄国人理他，孙中山派蒋介石到俄国谈判，俄国人答应给你卢布给你钱，给你顾问给你做整个的国民党的改组，给你枪给你大炮，给你办黄埔军官学校，孙中山全部接受。他在跟台湾的日本人怎么样的联合，那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台湾，他给英国总督，香港总督写了一封信，就是说你帮助我革命，中国长江以南的利益都给你们。

    我认为；孙中山就是乱臣贼子，辛亥革命是祸国殃民。1.使固有的政治秩序崩溃，人民遭受战乱之苦，黑道毒党及其奸民恶魔的士兵大肆杀戮，平民老百姓即使躲过了屠刀，也因农耕的废弃而挨饿，遭受严重饥荒而成万上亿地毁灭。外蒙古在沙俄蛊惑下也趁机宣布独立。2.由于大量的“民军”、“革命军”涌现，军费突然增加四倍，财政体系崩溃，国库空虚。3.原有的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军事系统分崩离析，形成了以地方督军为核心的各自为政的军事强人统军的格局，致使军阀混战。4.1913年宋教仁案以后，一心一意用武力统一中国，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和自己的追随者手中，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包括出让主权。

    以史为鉴，我认为中国要改革，决不要革命，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没有谁是完美的，但却有人把孙中山抬举得完美无缺。改革是本身社会制度的优化措施，在本身的制度之内实行的拯救或者发展措施，不会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只会推动本身社会制度的健全或者衰败。革命是通常伴随着战争，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变化，一种制度企图推翻另一种社会制度，造成社会较大的变化甚至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辛亥革命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告知人民真实的孙中山，社会稳定是国家发展，人民生活幸福的根本。

    目前的中国；国家稳定，政权稳定，社会稳定，人民生活稳定。这些稳定，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从这些稳定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执政是有能力的，领导是正确的，是一个合格的执政党。当然；人无完人，什么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的，中国人民发现中国共产党有错误，要及时给中国共产党指出，让中国共产党改正。忠言逆耳，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听得进去，及时改正。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必须要吸取中国国民党失败的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政权，要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要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全心全意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时刻关心人民疾苦，决不能犯官僚主义，更不能腐败，对官僚腐败的党政干部，一定要严惩，决不能手软，对人民提出的诉求，要及时解决，决不能拖拉不管。得民心得天下，是千古不变的真理，要取得民心，才能巩固自己长期执政的领导地位，以免被革命。

    我认为：解决革命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习近平主席集权，中共中央应该设立主席职务，让习近平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主席和中国的全国人大委员长，让他拥有立法权及有监督一府二院的执政执法权。使中国的最高权力真正归属全国人大。中国决不能再搞集体领导了，集体领导往往给人认为反正什么都是集体决定的，无所谓，出了事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无法追究责任，集体领导还导致政权无权威，造成政令不畅。目前，在一些国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上，一些党员干部政府官员其觉悟与普通百姓的觉悟相比，都显得格格不入，令人叹息。之所以出现屡屡违规和对抗中央政策，与一些地方官员在政治上追求假大空和为个人和班子政绩铺路有关。其他不可告人的某些相关利益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值得全党干部和全体政府官员认真查找和及时纠偏。最最重要的那就是，中共中央要树立了一个核心！
   
    我建议中共中央设立主席职务，加强中央的权威，中国领导人要集权才有权威，有了权威才能使令出中南海，现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政令不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使中央的决策得不到实行，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央的方针政策再好也是没用的。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曾当面向总理温家宝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传的民间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他认为，夸张的顺口溜反映的虽然不是主流，但问题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

    2015年4月15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严斥一些部委和地方文件运转流程繁冗、拖沓，亟需进一步简化流程，加快简政放权进程。“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这不是耽误时间吗？”总理说，我们出台的许多政策，中央和各部门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经过详细测算，并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执行方案，但却常常因为繁冗、拖沓的所谓“会签”，让一些好政策“迟迟落不了地“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这不是闹笑话吗？”
   
    中国有些留洋的知识分子之知与行均不着边际，他们总是走极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西式民主，搞到最后就变成了无主。心中无主，国中就无主，一个主权领土完整却无主，民主的路径其实就在君主制之中。无论是国君作主，还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个主子。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让这个主子不要脱离民意束缚。毛泽东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搞了一点个人崇拜。邓小平也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树立了一个核心。集权未必就不好。中国之大，必须要有一个大权独揽的国家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应当设立主席职务并坦任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领导人民选官立法，实行党主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就是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地方分权会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不会出现藩镇割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党的政权会更加稳固，这是与我们国家的国情是相适应的。
   
    中国应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由党领导人民举选官立法。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中央需要一个主席，集体领导会导致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统而不治”必然会导致危机的。集体领导体制下会导致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目前；有些党内人士一提民主政治就害怕失去政权，其实正是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使党的政权长期稳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听人民的话按人民的意办事，岂能不得民心。另外，民主也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相应的民主模式。君主立宪、一党独大、两党轮流、多党竞争等，都是维护和实现民主标准的有效手段。但其标准或核心价值则是单一的：对公共事务实行公开讨论决定、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下，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的民主模式。我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由党领导人民举选官立法，依法治国。

    另外，党中央不要去干吃力不讨好的事，管的事很多，从各部委省市一直管到县镇乡村，很累也管不过来，出了贪官还受民怨。地方官可以交给当地人民举选管理，中央要集权，把地方的权力分开，中央把执政权撑握好，把地方行政权交给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有序去竞争，地方官由党领导人民举选，中共不会失去执政权的。各级行政司法候选官员可以由党和其它的各党派及无党派组成去竞选。这样做与党政分开一样，官员干好了是中共的功劳，干不好了与中共无关，因是人民自已选的，人民不会怨中共的，人民不会怨中共，中共就能长期执政。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命运决定权在谁手里他必定要为谁服务，官员也是一样，是由人民选举的官员必然会全心全意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道理很简单，你不为命运决定者服务，你的命运就得重新选择。这样一来，官员自然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也就不存在人民对党不满了，人民对党没有不满了，中共就能长期执政，这样对国家和人民及共产党都有好处。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