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科学家不如戏子的问题，媒体记者有很大的责任

10月18日下午16时，备受瞩目的王宝强与马蓉的离婚案官司，在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引发大批媒体记者和群众围观。当天中午12时，在朝阳法院门口就聚集了大批的媒体记者和围观群众，其数量和规模堪比数年前的李天一案。下午1时许，法院增派30名左右的安保人员并拉起警戒线维持现场秩序。1时13分，王宝强乘坐一辆红色两厢飞度小轿车在家人和律师的陪同下到达现场。王宝强的出现的一瞬间，朝阳法院门口引起巨大骚动，百余家媒体为了亲睹王宝强不顾安保人员阻拦冲破警戒线蜂拥而上，更有不少的媒体记者在该过程中不慎受伤。

常言道：“家丑不可外扬。”普通人尚且明白这个事理，作为影视明星更应明白。发生家庭婚变，一般人都会低调处理。作为某些影视明星，却是唯恐天下不知，又是微博发布，又是在新片发布会上大讲此事，把家丑放到如此巨大的舆论场中并持续发酵，形成强大的关注度效应。这种违逆中国传统道德，利用家丑来造影响的行为，真是毁人“三观”。

正如一些网友所称，一场本很正常的婚变，竟带火了其执导的影片，使其未映先火。沸沸扬扬的离婚事件，不过是为了公司利益而精心策划的一出闹剧。试想，当这些信息被媒体报道放大，一次次引爆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网友再讨论，形成新的所谓“线索”，从而形成叹为观止的互动效应。难怪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炒作家丑的行为，已经成为影视娱乐公司内部的一种“赢利模式”。

一场“明星离婚闹剧”透出如此吊诡的味道，而一些媒体、商业网站和营销平台利用“明星效应”去跟进时，广大网友其实是被利用了，无形当中成了有关推手的造利工具。也许，围在朝阳法院门口的媒体和群众迟早会明白，其实一个明星的婚变和一个普通人的婚变并没有什么区别，是利益让它产生了区别。

王宝强婚变，风头一时无二。2016年8月15日，是值得亿万中国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7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电台以“玉音放送”的形式播出了裕仁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即《停战诏书》，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据统计，侵华战争期间，中国以牺牲3500万人口的巨大代价换来了日本侵略者规规矩矩地坐到桌子上来。一位戏子离婚，却引发全民关注，媒体可谓兴师动众，铺天盖地的报道，各种细节系列挖掘无孔不入，甚至盖过了奥运的喧哗与热烈！而8月15日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却没有媒体纪念报道，如此重大的事件，各大型门户新闻网站只字不见。可见资本对于媒体的渗透到了何种地步。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矛盾凸出，文化领域更是混乱不堪，以王宝强为例：他因带绿帽，起诉离婚，要求法院分割财产：9套房屋，其中包括美国洛杉矶的一处房产，多家公司股权、出资，一辆宝马x5轿车、一辆宾利轿车，爱马仕、LV、香奈儿、GUCCI、PRADA、迪奥、范思哲、芬迪、TIFFANY等品牌的珠宝、首饰、名表、包、服饰等，此外还有存款、股票、理财产品、保险、原创设计品牌等。短短几年，因一两部戏赚到大量的财富，让那些做着“实业兴邦”“科技兴邦”的“强国富民中国梦”的人瞬间举手投降，一个分配不公的社会制度，在毁灭了公平的同时，也毁灭了这个民族崛起的希望！

世界大战后，美国倾全军之力把欧洲及德国等国家之科学家“拯救”到美国，随后原子弹与科技才铸就了美国之霸主地位！而我们的某些戏子把赚到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豪掷美国购房！而我们的航天科学家功臣们工作多年却买不起一个厕所！拯救无数生命屠呦呦多年默默无闻，一个奖项也不够买个北京的卧室！清朝重戏轻工推祟戏子导致亡国的惨痛教训，政府必须深思！  
   当一个人的亿万资产，被自己的妻子全部卷走，而自己竟然一无所知，离婚时连诉讼费都是借的，那这个人的财富来源、爆富理由，就真的值得深思了。科教兴国是中国的基本国策，科学家的重大发明几乎是造福人类，几十亿生活受益，但是目前科研经费及奖励也就个几百万，还不如明星参加个真人秀，拍个广告赚钱，没那几个明星的电影和节目可以说对生活毫无影响，可是生活中，缺少了某项重要发明真的极为不便的，现在价值观是不是扭曲了，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这是一个国家时代的悲哀。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党中央国务院应该负起责任，尽快马上矫正科学家地位不如戏子的乱象。

从最近媒体对两个人辞世的报道就看得出来，一个科学大家地位远不如一个刚出道的明星，活着的时候科学家不如演艺明星，死后更是没法比。李小文是在辞世后几天，媒体才发了一条短消息消息，接着有些媒体仅仅是进行了转载，就再没有下文了。送葬的队伍虽然一千多人，但大多是他的学生。

与此不同的是，姚贝娜在即将离世的时候，很多媒体就开始大肆炒作，连篇累牍地挖掘活着时候的各种八卦消息，让年轻的生命消失在一阵阵喧嚣之中。而就在姚贝娜的尸体还在太平间的时候，又传出有一家报纸的记者，伪装成医务人员进入太平间，对尸体拍照。拍照的目的无非就是进一步炒作，来引起更多人关注，增加点击率，带来经济利益。连明星离世都能制造噱头创造经济价值，可见明星效应已经到了何等地步，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的社会已经病人膏肓了。

而这一切现象的存在，都是因为价值观的导向出现了问题。在我们还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美帝就对我们虎视眈眈。是科学家不懈的努力，是两弹一星的发射上天，让我们成了军事强国，列强们从此不敢再小视我们，我们的国防有了坚实的盾牌。那个时候，人们崇尚科学，迷恋科学。孩子念书的最高目标就是当科学家。也因为那个时候的倡导，带来了今天科技的繁荣。

但这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渗透，娱乐圈野蛮生长，就像一朵奇葩，绽放异彩。媒体成天都是明星八卦，追星成了孩子们的全部，偶像的崇拜成了孩子的最高目标。为了见到偶像，孩子们可以不远万里不吃不喝，放弃学业，放弃前程。这就是一种病态。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科学家和演艺明星的地位和待遇的不同造成的。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落，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生活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讲排场追名牌不遗余力，比房比车比表比包包，攀比之风盛行。而演艺明星则是这个时代的宠儿，他们享受粉丝们的追捧，享受身上的虚幻的光环。进而恶性膨胀，吸毒，嫖娼，乱性，而不知羞耻，这对粉丝们的影响是深刻的。他们忘了作为公众人物应该负起的社会责任。

而那些不能成为明星虚荣心又很强的人，就不择手段，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获取名利。从郭美美的炫富，到凤姐的恶俗，都是各种不同的炫，让自己展现各种不同的酷，来满足自己的虚荣，来达到出名的目的。这些年我们的社会早已远离了风清气正的纯真年代。只有李小文院士，在这浮华的喧嚣之中还保持着真本的自我。

一位院士，科学家，穿著打扮就像三十年前农民一样，小平头，粗布衣服，光脚布鞋，这些是他标志性的符号，虽然像个农民，学问可是大的去了，正所谓“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与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才是中国的脊梁，民族的骄傲。要不是那张照片的广泛传播，根本没有人知道李小文这位可亲可敬的科学家，至于他的科学成果就更没有人关注了。    
   他仙风道骨一般的神态，执着在科研的领域几十年，唯一的爱好就是喝点酒。他的思想就像那双布鞋一样与当今的社会十分的不和谐。照世俗人来看，“就是众人皆醒他独醉。”看看这位笑容可掬的老人，两袖清风，挥手而去，驾鹤西行，潇潇洒洒的一生，即使离开人世，他也是赤条条的来，有赤条条的走。他告诉家人死后一切从简，其实他就是一个简单的人。而当今的现代人，都很复杂，很世俗，很物质，要的东西很多，活得很累。    
   姚贝娜出生在艺术世家，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走进娱乐圈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良好的教育与个人的努力让她获得了青歌赛的金奖。后来得了乳腺癌，自强不息，坚持与病魔作斗争，之后又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的比赛，知名度更高了。如果说李小文是中国科学界的翘楚，那姚贝娜绝对算的上是当红的明星，这一老一少相继离世，除了对姚贝娜的年轻生命陨落感叹之外，更多的让我们看到当今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姚贝娜一场演出可能就是李小文几年的工资。而今年获得国家科技最高奖的于敏院士奖金500万，这是一生的努力。而一线电影明星的片酬达到几千万。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差不多都有几处豪宅，出行坐豪车，经纪人保镖随从前呼后拥。媒体成天报道，广告收入达到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于是为了出名，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出来，根本没有底线。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这是时代的悲哀。

今年经济形势极其严峻，但明星的出场费跟经济指数成反比，2016年中国经济开始步入最低潮，而明星片酬也将达到新高。去年孙俪《芈月传》的片酬是每集85万元，据媒体报道，后来鉴于广电总局推出了“限薪令”，迫于行政压力才被缩减为每集50万元。

首先，演员的片酬基本是税后价。合同里写得清清楚楚的，税是投资方代缴。即使是50万每集，在这样一种经济形势之下，仍然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她们究竟为国为民做了多大贡献？凭什么逢场作个戏就可以随随便便就赚到别人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这让处于经济危机、水深火热里的黎民百姓究竟作何感想？

演员，古代叫戏子。是专门供达官贵人娱乐消遣之用，地位低下，处于九流中的“下九流”，有句俗话叫“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说这句话并不是妒忌她们今日的地位，而是说这些人永远都只会逢场作戏，她们真实的“人生不可能如戏”般打动你。

中国曾经确实也有演员这个职业。1988年《西游记》，六小龄童拍戏的酬劳是每集７０到８０元，扮演观音菩萨的左大玢透露她酬劳是每集５７元。她还说：那时候演员都很单纯、很敬业，从不计较酬劳，也不存在耍大牌，就想把戏演好。

《西游记》从1982年一直拍到1988年，整整拍了6年，总花费是600万。而到了2011年张纪中版《西游记》时，已经需要斥资一个亿，而且只需几个月就可以拍完……如今文艺作品已经进入批发状态，不要再指望能像《西游记》那样，能够寄托我们的情怀了。而且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的离谱。

2011年，姚晨和孙红雷分别创下了40万、60万的电视剧演员单集片酬最高价。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的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同样是演戏的，在怀柔、横店门口还有很多等饭吃的底层群众演员们，他们仍然在为每天管盒饭的50—100元“片酬”而努力着，他们盼望着可以多演几次死人，或者冬天演赤膊大汉夏天演重装兵士，这样拿的钱多一点。

中国目前最缺的就是公平的市场。某实业老板辛辛苦苦办工厂，一年挣的钱还不如他老婆炒一套房子挣的钱多，他凭什么还去踏实做实业？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就是这么完蛋的。

某工厂辛辛苦苦做研发，产品还没有申请专利，隔壁工厂早就靠山寨做大了，大家凭什么还去做自主品牌？“中国制造”就是这么变成了山寨货的。

我们可以十分悲观地认为：中国的企业家不需要创新也能做大做强，就象现在的演员不需自我修养也能大红大紫是一样。

电视里的戏子叫明星，网络上的戏子叫网红。网红虽然不拿片酬，但照样日吸百金。两者的运作逻辑如出一辙：她们脉脉温情、甜言蜜语，编织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指鹿为马是必修课，提高身价是基本功。学历、文凭、自拍是为了给自己贴标签。如果你认真，那你就输了。

她们的真正目的是引导消费新潮流：草根→美女→潮人→网红→商家。世上哪有真情在，宰你一块算一块，某网红的网店年销售额竟然在可以达到2亿人民币以上，还需要再接再厉。没办法，如今中国是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了！

而且“网红”和“明星”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某富二代的女友就不用说了，某明星的新女友也不用说了。

中国就是笑贫不笑娼，不管你是卖身还是卖笑，只要能够换来票子，你就可以光彩照人。所以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想炒作和包装自己，甚至很多小姐把自己包装成明星、网红、模特，原来一晚上500，现在一晚上20000，小姐也需要与时俱进，玩转“互联网+”，这就是新时代的“逼良为娼”。

明星有观众，网红有粉丝。她们逢场作戏，大家花钱找乐，仅此而已。还是葛大爷（葛优）看的明白：戏子，就是让人耍的！让你笑你就得笑，让你得哭你就得哭。而对老百姓来说，这叫“没钱穷烧”。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很多固化的思想糟粕都在等待打破，人们需要填充营养和价值，可这恰恰也是中国崛起的最佳机遇，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加之官僚的落后意识，以至于整个社会思想秩序一片混乱。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被爬到了时代之巅，因为他们都属于稀缺的“生产要素”，这叫错位填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

而传统产业的衰退，又让热钱加速流动到文化、互联网等虚拟产业，即使现在各种选秀节目层出不穷，但娱乐工厂生产和批发“明星”速度还是远远慢于热钱的涌入速度，在这种供求关系之下，必然会产生“明星”的价格泡沫。

而每一位掏钱买票的观众、每一位转发点赞的网友，都在不断地用喝彩声和钱财吹大这个泡沫，都在为这条恶性循环加速助推！

有什么样的品味，就有什么样的作品；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家；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这是基本规律。

曾经，农民构成了这个国家的绝对主体。所以春晚要放农民口味的小品相声，CCTV黄金时段播放的是《乡村爱情》。赵本山红了20多年，说明它迎合了中国两代人的需求，他的徒弟小沈阳却只能继续红一阵，说明我们的品味提升了。

后来，乡村青年有了文化和见识，开始到城市里追赶流行。他们打开电视为选秀明星投票，无数人同时守着电视为一个年轻的声音离开或留下而焦虑纠结。如何找出这个国家“最好”的歌手，全国人民已煞费苦心了很多年！

而让有良知的人们痛心疾首的是：在文艺作品日益丰富、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互联网新媒体如此繁荣的今天，中国人曾经辉煌的主流文化，始终还没有成为主流！

当电视里的节目你我不再能看懂、当互联网的流行语让你我捉摸不透、当引导社会思潮的东西你和我再也无法解读时，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中国真的需要好作品，但演员的高片酬严重限制了好作品的诞生，因为钱都装到了明星腰包，其它环节都是能省则省。如今整个娱乐产业中，各个环节都在推动演员片酬的泡沫，这有点像地价与房价之间的关系。

至于呼唤中纪委的介入，有人说娱乐圈本来就是自娱自乐，观众和演员，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又没有违法什么国家纪律，管的着吗？但是中国的文艺市场已经沦为了灰色地带的重灾区，洗钱、逃税、权色交易，以前是坑煤老板去捧，现在是资本市场去捧。由于娱乐行业的自律和监管目前属于放任自流，必须加强监管的机制应该及时跟上！

如果中纪委介入调查，应该刀刀见血，第一刀砍电视台，让他们花自己的钱，而不是花国家和人民的钱！好好心疼下。第二刀砍演员，对那些吸毒、违法的演员进行重罚、删除。第三刀砍向演员背后的保护伞，权色交易必须大力整顿。

另外；科学家的地位不如戏子的问题，新闻媒体也有很大的责任。当前；中国新闻媒体几乎全部沦陷，表现在立场错误、是非不辨，妖言惑众、鬼话连篇，呈现汉奸化、流氓化的趋势，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例如，媒体将赵红霞美化成“反腐斗士、当代貂蝉”，却忘了她色诱雷政富的初衷是为金钱驱使，从而心甘情愿出卖灵魂，沦为奸商腐蚀官员的糖衣炮弹，与反腐无关，更与正义无关！

河南的袁厉害只因收养孤儿出了点事，媒体就上纲上线、口诛笔伐，甚至通过炒作她“多处房产”、“区别对待孤儿”，诋毁这位可敬的妈妈，却忘了如果袁厉害没有经商头脑，哪有资金收养孤儿？更忘了孩子们性情不一，袁厉害区别对待，恰是因材施教的表现。

媒体经常声色俱厉声讨国企垄断，却忘了外资已控制中国75%的产业，生产着70%以上的GDP，攫取了60%的利润。国企垄断固然可恨，外资垄断就很光荣？国企垄断，虽说肥了贪官，但至少让几百万国企职工沾点光；外资垄断，除极少数洋奴买办，能有几个国人受益？又如，媒体造谣说是毛泽东放弃对日战争赔款，却忘了是蒋介石签约在先，而且日本为感谢老蒋“宽宏大量”，还为他立碑树传。

媒体炒作说蒋介石是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却忘了老蒋曾与日本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为阻止日军进攻，他还丧心病狂，扒开黄河大提，淹死上百万无辜群众，让数百万人无家可归，使豫皖苏3省44个县尽成泽国；不愿提为什么八路军、新四军在几乎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可以用最原始的武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展壮大，还解放了一亿多人口，收复大片日伪占领区；更不愿提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蒋抗日屡屡失败”的感悟：“中国军队的心思只放在监视共产党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

再如，媒体经常宣传中美友好，却忘了美国2012版的军事战略明明白白的写着“要颠覆中国和伊朗政权”，其军舰也早已开到我们的眼皮底下。媒体将希拉里称作“劳模”，却忘了“劳模”特指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是民族精英、国家栋梁、人民楷模；而希拉里这个“劳模”，却在千方百计祸害我们！因此，用“劳模”称呼希拉里，是对成千上万中国劳模的侮辱，如此美化敌人，媒体居心何在？

媒体抹黑朝鲜是“无赖国家”，却忘了朝鲜虽然“无赖”，却没有像美国那样轰炸我们的大使馆，没有派侦察机到我们家门口摸底，没有袒护热比娅、会见达赖、对台售武，没有庇护藏独疆独恐怖分子，更没有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炸死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由此可见，国内媒体已丧尽天良、日趋反动，他们罔顾事实、指鹿为马，其目的不是惩恶扬善、弘扬正气，而是助纣为孽、倒行逆施，将中国引向倒退和黑暗！

我觉得，当今的中国媒体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时刻——媒体应该严肃认真地反思自己：为何媒体的公信力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日益下降？为何老百姓已经把记者中的“名记”、“娱记”称之为“名妓”、“娱妓”？那是因为，当今的部分媒体已经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媒体客观公正的职业要求即将成为亟待拯救的濒危对象。在这种时候，号称肩负“舆论监督”责任的媒体，不光需要自我反省，也确实需要被监督。媒体决不能因为自己承担着“舆论监督”的责任，就可以滥用自己的特权。有些新闻媒体和记者完全没有职业道德，对党及政府和人民挑拨离间,尽找负面新闻，甚至敲诈勒索，象我们中美创新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的北京合作医院,为了响应中央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号召，切实解决病人花钱或没钱治不了病的后顾之忧,开展治好病再收费,这么对国民有益的创举，无一新闻媒体给于报道。却老有新闻媒体让我出钱做广告。

我认为；良好的舆论台应该是宣扬正能量谴责负能量，不应该只有负能量没有正能量，比如象北京中美联合医院为了切实解决病人花钱或没钱治不了病的后顾之忧，实行不收任何押金，治好病再收费，治不好不收费，这么好的举措，无一网络媒体给于报道。而那些充斥着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一打开网就可以看见。 任何政党历来把新闻舆论工作作为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我们党始终注重运用新闻媒体传播真理、组织群众、推动工作。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在波澜壮阔的改革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都形成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强大力量。实践充分证明，重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必须抓紧抓好抓牢。

舆论工作是重要的武器，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现在广播电视台，报刊杂志太多太杂，重复办各种报刊杂志，重复建广播电视台，致使互相争读者听众观众，过多揭露党和政府的不良事件，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还大量浪费物资人员，而且为了经济利益乱发非法虚假广告，坑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宣传不够重视，仅应付而已，对好人好事漠不关心很少报道，比如北京中美联合医院为了切实解决病人花钱或没钱治不了病的后顾之忧，实行不收任何押金，治好病再收费，治不好不收费，这么好的举措，不但无一新闻媒体给于报道，还常有记者来暗访调查是真实后要医院出钱做广告。对那些偶尔发生的医疗事故却常常报道，造成现在病人和医生关系十分紧张。

希望中国政府尽快整顿新闻媒体，严惩不良记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的，整顿应照以下几条；1.尽快压缩广播电视台报刊杂志的数量。2.新闻媒体要与经济利益脱钩，决不能搞市场化，决不能搞有偿新闻[目前各网络新闻媒体明目张胆，明码标价地出售新闻源]。3.广播电视台和报刊杂志全部由党和政府办，决不能由私人办，更不能让外国新闻媒体加入搞竞争。 4.要各新闻媒体以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好人好事，法律法规，健康知识及科教类节目为主，戏曲歌曲音乐等娱乐节目为辅。其中普法宣传和健康教育最重要，现在好多人犯法被惩处了才知犯法。得了病才知道为什么会得病，如果人知道干什么是犯法的，就不会有人去干违纪犯法的事了。如果人知道怎样能保持身体健康，就不会有人去做有害身体健康的事了，国家就不用那么多司法人员及建那么多监狱和不用那么医护人员及建那么多医院了。若加上招聘和房产信息更好，能使外出人员尽快找到工作和住处，若想办法把广播电视办成以科教为主就更好了，广播电视台把清华北大那些高校名师的教学课程制作在广播电视里播放 [直播也好]，不但使学生在家听广播看电视就能学习，而且还能使人人都能享受高校名师的教育。

另外；我认为，魏则西之死，是百度之责。虚假广告最主要的责任是发布者，没有发布者(媒体)的黑心图财，广告主(医院)的广告就不可能发布出去的。百度公司一年收了几百亿虚假广告费，足以以刑惩处的，不能只由政府部委查处，决不能以罚代刑。当前，网络谣言传播出现了三个趋势：微博化、组织化、时政化。近两年来，网络谣言的危害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随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成立，对网络谣言的治理进入了新的阶段。去年底以来，有关部门主动出击，对网络谣言依法进行系统治理，一批散布网络谣言的违法分子受到法律制裁，一批传播谣言的网站被关闭。回顾互联网发展历史，网络谣言肯定还会出现，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操纵下，甚至在某些时刻、某些区域还会有爆发性传播的可能，这就对相关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预见，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管理，将成为互联网继续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也将呈现常态化、法治化的趋势。

谣言与真相有时就是一纸之隔。人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但网络传播瞬间暴发的“病毒”特征，已然打破这一定规，世间固有智者，但等到谣言被证伪时，病毒已伤及无辜。若放任谣言无所顾忌地漫游于网络，现实中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包括国家领导人。正因为此，依法加强网络管理，惩治网络谣言，这已成为目前世界各国的通例。连最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最近也有报告称，“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

抵制和反击网络谣言，可谓刻不容缓、人人有责！广大网民要共同行动起来，打一场反网络谣言的全民战。要举利剑，严惩“制毒者”。网络谣言制造者最可耻，是罪魁祸首，必须严惩不贷！严惩，绝不仅是公安部门可以做的，每个网民都是维护网络世界和平的“干警”、都是反击网络谣言制造者的“卫士”。特别是知情网民，要及时站出来，不做“沉默的羔羊”，敢于对谣言说不、予以批驳，让谣言止于真相。要借鼠标、键盘和智慧，铸一把利剑，劈开网络谣言制造者的外衣，揭批其制谣造谣的卑劣用心、险恶企图和无耻行径，让谣言失去滋生的土壤。

言论自由是为了真理的表达，而不是脱离法治约束、越过法治边界、什么都可以说的所谓自由言说，就是一旦没有法律准则，可以自由地诬陷、甚至捏造罪名，构陷他人，这种自由是多么可怕。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言说自由，同时也有批驳错误、荒谬言论的自由。任何法治社会对诬陷、造谣造成后果的还要依法处理，绝不能使危害国家、社会、他人的言论自由地泛滥。如果造谣、说谎的言论被允许，这不仅与法治建设的目标背向而驰，而且真正的言论自由也无从谈起。言论自由必须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促进人民团结、推动社会进步，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但现在有人把言论自由泛化甚至神化，这样就会为荒谬言论甚至谎言争得所谓自由的空间。企图经这样的“神化”，使荒谬言论、谣言、谎言能有表达的自由而不受约束、不承担社会责任。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相对的、有前提的，我们提倡、主张的言论自由亦是如此。言论自由既是权利，也有相应责任，任何权利都是与责任对应的，不能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因此,任何国家的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是超越于法律之外的抽象自由。一方面，这种言论自由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前提。孟德斯鸠有言，“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的事情”，言论自由也是如此。言论自由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它既能促进社会的正常交往，也能因挑衅性、诽谤性语言而恶化人们间的关系；它既能成为弘扬公序良俗的载体，也能沦为败坏社会风气的罪魁；它既能消解社会的各种愤懑和不满，也能在特殊场合扰乱公共秩序。言论自由的两面性，因现代通讯工具广泛的影响力而增强了法制规范的必要性，使社会责任意识更加凸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而限制的理由是“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另一方面，言论自由还应该遵守道德的规范。像粗口谩骂、污言秽语等违犯公序良俗的言论都应当受到约束，真正的言论自由应该是在法律、道德的约束内对自己观点的负责任的理性表达。另外，言论自由还有不同场合、不同群体之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享受着不同的权利的同时，也受着程度不同的约束。这在中国如此，在国外亦是如此。就言论自由而言，行政官员或公务员所受的限制就严于一般公民。如有的国家规定公务员在职期间无权向公众发表个人的主张和意见，不得以个人的观点来混淆国家在某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等。

“言论自由是个外来思想，非真正国产。”西方所宣扬的言论自由是与话语权紧密相联的，谁的话语权强，谁的言论自由就大，没有话语权，言论自由就成为水中月，镜中花，根本不是现实。在某些西方国家的这种政治和舆论环境中，借着话语权强势，言论自由成了打击别人的工具和手段。在3·14拉萨严重暴力事件中，西方某些媒体不惜歪曲事实、捏造虚假新闻，对中国进行造谣，这能谓其言论自由吗？他们所主张的言论自由只是强势下的盛气凌人的言论自由、是罔顾事实打击别人的言论自由。种种事实表明，某些人提倡的言论自由，在很多场合下变成了政治工具，而且具有双重标准。他们可以随意捏造一个借口，对他人进行污蔑，这岂不是对其所宣扬的言论自由的绝好讽刺。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了一个思想多元、高度包容的现代国家，公民享有广泛的言论自由和充分的表达空间，但有的人却不顾这种进步和变化，抱着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的这种进步和变化置若罔闻，甚至恶意诋毁。这种做法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们提倡言论自由，但不赞同那种抽掉言论自由的法律的、道德的、规则的前提和约束，空洞地、抽象地谈论言论自由的做法。那种将言论自由泛化甚至神化的观点和做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我建议中国应该实行网络实名制，网络实名制好处最主要是为了防止匿名在网上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名誉的一系列网络犯罪。并使网友看到更有责任的言论，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信用体系，提高个人信息的准确度，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将更方便安全。你若发表的言论是为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留下真实姓名怕什么，你若揭露一些不良之案件是真实的，就应不怕报复地留下真实姓名，帮助有关部门破案解决，邪是压不了正的，怕什么？有正义的心还要有正义的胆才行。我认为那些反对网络实名制的人，不是胆小怕事就是图谋不轨之人。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