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如果没拿下周永康张越，聂树斌案就不可能昭雪

“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它只会迟到”。这大概是此刻最代表舆论普遍感受的，然而对于聂树斌来说，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对于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来说，正义永远不会到来。沉冤昭雪可以慰藉他的亲人，但对于早已不在人间的聂树斌来说，悲剧永远是悲剧。无可挽回。国家必须给家属以抚慰和赔偿，并严格追究相关司法人员的法律责任，才能有效地禁绝类似悲剧的重演。

12月2日，“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当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的判决宣读到此时，旁听席上已是一片啜泣声，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老泪纵横。这是一份迟到了20多年的无罪判决。它的到来令人心情复杂，这当中既有欣慰，也有遗憾。欣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采取少见的异地复查、直接提审等方式，让真相大白，终于还聂树斌以清白，啃下了中国司法史上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案”；遗憾的是，人命已逝，再多的努力都难以完全弥补冤案错案给家庭、给社会带来的创伤。

“我对判决感到满意，但是再满意，我的儿也不会回来了。”张焕枝的悲喜交加警示人们，从每一次平反昭雪中汲取深刻教训，让冤假错案不再发生，才能真正告慰像聂树斌一样的无辜者和所有为事实真相奔走呼吁的人。

在追寻“真凶“的22年里，这件疑案中的每个人都经历着生死疲劳，人生也就此变轨——年轻人失去生命，伸冤母亲渐渐老去，曝光此事的警官被调离岗位。幕后的层层阻力也浮出水面：早年间有省领导批示快杀；知情人称“河北王”张越曾亲自坐镇三天，指挥“真凶”王书金翻供，还在开庭前进行“模拟审判”。与聂树斌同监舍的纪某某的证词中称，他曾见到聂树斌被提审回来后，脸经常是肿的，身上有多处紫色斑点，还称如果不签字，早被打死了。聂树斌多次跟他说：“老纪，我肯定是被冤死了。告诉我妈，我是被冤死的。”

认定聂树斌杀人，证据不足。其中最为关键的证据是，另一杀人案犯王书金，不仅多次承认此案系他所为，口供稳定，而且他交待的作案细节中，有许多是未被公开的事实。案件若非他本人所为，根本不可能有此供述。但从2014年12月12日，最高法院指定山东高院复查此案至今，已经二年，可以想见背后各种力量的博弈。

聂树斌之所以令人义愤填膺，是因为当连环杀手王书金主动供认该起奸杀案，而且所有细节证物全部对号，看上去铁证如山时，聂案的执法者不是如梦初醒、痛心疾首，而是千方百计阻挠对聂案的复查重审，拼命掩盖自己的罪恶。他们强迫王书金改口供，他们急于把王书金一杀了之永远封口死无对证；他们对聂母的申诉置之不理，为了找一张向高院申诉必须出示的聂树斌死刑判决书（当年法院该给却没给），河北法院处处刁难，聂家居然花了整整两年，最后还是从被害人家属手中拿到，这一幕是如此的荒唐丑陋，堪称当世奇闻；他们对最高法的复审要求阳奉阴违，一拖七年不办；他们不让律师正常地查阅案卷……所有这些，说明这些办案者不只无视法律，而且丧失人性。

明知错案而故意掩盖，他们玷污法律的罪恶甚至比当年的错案执行者更加深重。聂树斌冤案能够昭雪，是体制内外的合力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习主席拿下周永康张越，如果没有本案律师的坚持，如果没有律师团体强有力的呐喊，如果没有学者们和媒体人马云龙持续不断的呼吁，如果没有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先生当年即时向社会公开案情，聂树斌冤案就不可能昭雪。

1,被免职的报社总编

2005年初，公安系统例行春节治安大检查，郑州荥阳市警方在一家砖窑厂查到一个可疑的河北人，传到派出所一问，审出了四起强奸杀人案，此人就是王书金，河北广平县农民。

荥阳警方立了大功，找郑州的记者们去开新闻发布会，会后吃饭的时候，公安局长顺口说了一句：这事儿还有麻烦呢，听说这小子交代的四起杀人案有一起十年前就已经破案了，凶手都枪毙了，如今又冒出来一个凶手。《河南商报》的记者把这件事当笑话带回了报社，却引起了总编辑马云龙的高度重视。

一案两凶，必有冤情，这可比报道一个破案的消息更有新闻价值。马云龙当即派了两个记者一路跟进深挖，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材料后，于当年2月中旬发出《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新闻报道。

为了避免报道被封杀，马云龙放弃了《河南商报》的独家报道权，同时将稿件发给全国200多家报纸，聂树斌案一夜之间火遍全国。

十个月后，马云龙被免职。

2,没有署名的特快专递

马云龙的报道出来后，背负十年杀人凶手骂名的聂树斌家人终于敢在村里抬头走路了，聂树斌的母亲拿着报纸去最高院申诉，村里有五十个乡亲跟着去支持她，当地的老百姓先给聂树斌平反了。

然而最高院却不肯受理，理由是申诉要提交原审判决书，聂母没有判决书。聂母去找河北法院要判决书，河北法院说当年的《刑法》没有规定执行死刑要给犯人家属判决书，所以当年没有给你判决书，现在也没有义务给你补发。案件断片儿了。

两年后，一封没有署名的特快专递打破了聂案的僵局，聂母打开一看，正是聂树斌案的判决书。聂母再次来到最高院，法官大惊失色之余，不得不接受了申诉。

直到最近，这封神秘判决书的来历才被聂案代理律师李树亭曝出，原来当时河北法院虽然没有给聂树斌家发判决书，但给受害人康菊花的家人发了判决书，李树亭想从康家拿到判决书，无奈康家当时视聂家为死对头，拒不配合。李树亭花了两年时间陪康老汉聊天、帮康老汉处理法律事务、给康老汉做思想工作，终于暖热康老汉的心，拿到了这至关重要的原审判决书。

若无这份判决书，聂案至今还被挡在最高法的门外。

3,被迫停职的公安局长

1995年4月，聂树斌被执行死刑。3个月后，一个名叫郑成月的大学毕业生走进了河北广平县公安局，成为了一名刑警，他参与的第一起命案，就是王书金涉嫌强奸杀人案，此后，通缉犯王书金的名字一直挂在郑成月的脑海里。

当荥阳警方打电话给广平警方的时候，郑成月已经是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了，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人可能是王书金。

郑成月亲自把王书金押回了广平。王书金交代了4起强奸杀人案，2起强奸案。在押着王书金去石家庄市西郊指认现场的时候，当地的村干部一拍大腿说，坏了，坏了。郑成月问他哪儿坏了，村干部说，这起凶杀案的凶手十年前就枪毙了，怎么又来了一个。

郑成月深感疑惑，押着王书金找石家庄警方核实情况，没想到遭遇左推右挡，给他们局长打电话，连电话都不接。熟知自家部门套路的郑成月知道里面有问题，直接打道回府。

回到广平，郑成月对王书金案格外上心，发现越来越多的疑点，十年的刑警经验告诉他，聂树斌肯定是冤杀的。马云龙的报道引起全国舆论轰动后，河北对聂案成立了调查组，郑成月从内部渠道拿到部分卷宗，一看之下，热血冲头，一把将卷宗砸到桌子底下。

这帮做卷宗的人，简直就是杀人犯！郑成月心想，别人怎样我不管，我要水落石出。

此后，郑成月和马云龙一起，成为推动聂案平反的中坚力量。

四年后，49岁的郑成月被迫退休，县委书记让他给年轻人让让道。

4,求增其罪的杀人犯

王书金从荥阳市治安检查意外落网的那个夜晚开始，到聂树斌被无罪宣判，11年里，一直坚称奸杀康菊花案系自己所为。最初他并不知道中间还有个聂树斌，后来马云龙帮王书金请了一个律师，叫朱爱民。朱律师告诉了王书金聂树斌的事情，王书金听后表情复杂：我做的就是我做的，不能让别人替我冤死。

王书金案一审开庭，检方没有指控康菊花被杀一案，王书金欲主动供述，被法官打断。王书金不服，二审上诉要求加上康菊花这条人命，增加其罪名。

二审期间，河北政法委牵头成立工作组，威逼利诱王书金别趟聂树斌案的浑水。王书金被从广平县看守所变换到磁县看守所，工作组用刑讯逼王书金翻供，照死里打，竹劈打脸、木板抽脚心、在讯问室的铁椅子上一坐就是半个月。

王书金始终没有反口。

王书金虽然罪行累累，在聂树斌案上的表现，还挺“爷们”的。马云龙这样评价王书金。

5,以身犯险的死磕律师

最高院受理了聂母的申诉之后，指令河北省高院复查，河北省高院一拖就是7年，纹丝没动。最高院无奈，指令将聂案移送山东省高院复查，由此开启了中国异地复审的先河。

2015年，山东省高院决定召开聂树斌案听证会，聂案代理律师李树亭、陈光武终于第一次获准查阅完整卷宗。

4月28日，听证会正式召开，检方和律师角色互换，律师竭力指控王书金杀了康菊花，检方拼命帮王书金辩护，此种盛况，可谓千古奇观。

两天后，央视《焦点访谈》抢先一步给聂案定调：聂树斌案，不属冤假错案。

陈光武律师，这个号称“端坐死磕派第二把交椅”的一代名律，顿时如坠万里冰窟，预感到大势已去。此时，他不得不求助于“端坐在死磕派第一把交椅”上的：杨金柱律师。

杨金柱律师看到卷宗后，深感聂树斌冤枉、公权力无耻，当机立断：为今之计，只有公布聂树斌案卷宗，令天下尽人皆知，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救败局于涂地。聂树斌案卷宗从此大白于天下。

杨金柱律师却因此遭到了长沙市律协的调查，险些身陷囹圄。

6,声嘶力竭的法律人

2013年2月22日，法学教授徐昕发了一条微博，内容如下：

【死磕聂树斌案】1995年，21岁的聂树斌被河北高院以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2005年“真凶”王书金落网，供认奸杀康菊花。儿冤死，聂父自杀致偏瘫，聂母奔走呼号。2007年最高法院要求河北重审聂案。一晃，六年过去了。一个明显的冤案被置之不理。新的一年，继续死磕聂树斌案。实现正义，哪怕迟来。

之后，徐昕对这条微博“每日一转”，声称一天不平反，就要在微博上喊一天。截至聂树斌案平反之日，这条微博已经转发近62万次。此外，还有无数法律人曾为聂树斌案鼓与呼过。

从聂树斌冤案中看，司法机关的不公不正不明不义，己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方了。中共中央必须管管司法机关，对不公正的判决，决不能以司法独立为由而袖手旁观，更不能让司法机关变成独立王国，无所顾忌地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司法机关要有人监督还要有人领导才能清正廉洁秉公执法的，中国的司法独立决不能脱离党的领导。

中共中央要对聂树斌冤案进行深刻反思，我认为：聂树斌冤案的沉冤不雪，其中主要原因是过前的中央官僚严重，聂树斌母亲到处申冤，新闻媒体多次报道，难道中央不知道吗？如果中央不官僚能重视，就不可能拖了二十多年。目前人民群众有冤上告到中央也是转回当地查处，这样的信访制度，中央政府无形中变成了违纪犯法分子的保护伞，中央官僚致使违纪犯法分子有恃无恐，有些地方官员说道，你别说告到中央，你告到联合国去我也不怕，最后还得转回来当地查处。

中央应密切联系群众，畅通民意诉求渠道，要直接查处，决不能犯官僚当中转站，人手不够可以招聘，起初工作量会大些，过段时间就会少了，只要中央直接查处，各地方政府就不敢胡作非为。各地方政府不敢胡作非为了，就不会产生访民。维稳必须先维权，维权方能维稳。以触犯国家法律、侵害公民权利为代价，靠黑监狱、黑保安、黑打手等黑恶势力来维护的所谓“稳定”，不过是在营造幻象，这才是和谐稳定的真正敌人。在重视社会管理创新、尊重公民权利的今天，一切类似“黑监狱”的黑暗角落，不仅为首都所不容——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容。要形成; 中央--百姓信息互动，两头监管地方执政是解决党建，腐败，官僚，政令不畅，纯洁干部队伍，增强公信，提高凝聚力，消除群体事件，干群对立，确保和谐社会的“法宝”。

中央--百姓信息互动，两头监管地方执政的实施，形成了中央政策--地方落实--百姓信息回馈--中央得知实情的良性，有序，健康，高效的国家环形监管互动机制。彻底根除了：中央--灯下黑，鞭长莫及，政策落实变味而无奈的局面，地方--诸侯一方，我的地盘我做主，天高皇帝远，爱怎么的就怎么的，百姓--为国家建言献策，反映问题，监督举报无处诉说的现状。根除了最低层百姓为国建言献策监督举报反映问题无处诉说的现状，疏通了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怨气，把群体性事件化于无形，使无视党纪国法有损共产党形象之流彻底失去了为所欲为土壤。

另外，目前的信访制度对中央自身也很不利的，中央领导人若看不到听不到人民的状况与一个眼瞎耳聋的人无异，下面人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有被架空的危险。现在的中国国家信访局不但当了中转局，还放任各地政法官员在中国国家信访局门口非法抓捕上访人，你说老百姓到何处说理？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出现了胡文海杨佳等状告无门的人滥杀无辜，中央政府无形中变成了杀人犯。中央政府应该把大量的维稳的人财投入到为老百姓维权上，化解社会矛盾，国家才能稳定发展，人民才能幸福生活，党的政权才能天长地久。

中国国际政法研究院院长陈中华